艺术作品肯定需要个人的态度，肯定需要有关个人的表达，不然任何艺术作品都不会出现。换言之，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态度下的产物，没有态度，就不会有艺术作品，“双重视觉”同样如此。但这条真理，在实际的艺术活动中往往被简单地机械地认知，有时它近乎说好、说坏之分，这在20世纪70年代就像“拥护”或者“反对”，是一种“道德观”的思维方式，所以大多数20世纪70年代的作品要么是绝对歌颂，要么是绝对反对，或白，或黑。这种两极化的思维，实际上既不是真正地歌颂，也不是真正地反对，它的本质，还是“说后的再说”，即随波而动。毫无疑问，两极的思维之所以不能令人相信，就是作品的虚假性，就是“综合统一”思维的丢失，也就是说，只为说而说，问题还是艺术的综合性欠缺。在这个方面，抽象艺术却显示了自身的完美，因为它必须是“综合统一”。所以，好的艺术必然具有“抽象”的内涵，其形式与内容的对应是智的结果。当然不是所有的抽象艺术都是好的艺术。显然，回头看中国的当代艺术，不少作品，有批判，但没有话语；有表现，但没有综合的统一。这个方面常常被批评界视为学术缺失。造成中国当代艺术这一现象，主要原因是未能深刻的学术思辨力，意识形态的潜在性，以及普遍的社会政治环境。它是一种旧的文化情节，至少是表面化的思辨，即艺术作品必须为说而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主要是说，不得不说。例如，20世纪70年代艺术家必须这样说，而不能那样说，要明白无误地说。那个时期，这种说，就是一种文化立场，它是为扭曲的社会形态的说，为权利意志的说，但这种说，就是不为艺术说。 到了“开放”之后，大多数艺术家没有了说，并自演貌似的“学院”之说。但“85”之起，有的艺术家开始说，然而，由于社会环境，很少有人听你说，也不想让你说，最终只能在“地下”说。不同的是，这样的说，是为批判的说，为文化的说，也为艺术的说。但这样的说，常常被当作“后殖民主义文化”之说，媚俗之说。毫无疑问，这种说，是社会需要之说，是艺术发展之说，它针对着那些不为艺术的说，是现代性必要的说。 艺术作品的说，肯定是必要的，艺术作品肯定要与艺术家结成必然的联系。在说了30多年之后，这种说，已经成了众人之说，而且越说越大。但是今天的说，有了不同的说：为商业的说，为牟利的说，但同样也有为艺术真正的说。但是这些说，其共同点就是，说的方式已近统一，看不到谁在真正地说。说，几乎成了我们的习惯，一种贯性，大多数艺术家、大多数艺术作品都是一种的说。说实话，这种说，大多数艺术作品其实根本没有说，甚至什么也没有说，因为如果大多数艺术作品都是同一种说，说与不说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有人戏言：20世纪70年代为政治说，“开放”后为西方说。说的都是无为之说，说的都是与“个人的不相关”之说。 说之说，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即艺术作品必须被看到说了什么。当下，中国艺术界有“学院”之说，有“主题”之说，有传统之说，也有现代之说，后现代之说，当代之说。说之说，有各种不同的说：有为艺术真正地说；当然还有为权力之说，为利益之说，为谋官之说，为关系之说，为献媚之说，为商业之说，或者别人说后的再说。艺术表现必须得说，到了21世纪初已经成了惯性之说，同一认识论之说。说之说，已经使很多艺术装着说，为的是有说，实际上还是没有说。时下，中国的艺术有观念之说，有主义之说，有潮流之说，有国际之说，有市场之说，有炒作之说，这样的说，是说还是不说？说之说，使大多数艺术都是一样的说，这是说还不说？ 问题不在说或者不说。说之说，这不是艺术的原则。艺术在于怎么说？有什么不同的说？有哪种必要的说？是自己说？还是他人一样的说？这是说的原则。说，肯定有不同的说，这是说的客观性。有的说是真的说，有的说是令人深思的说，有的说是不忘的说，有的说是令人震惊的说，这样的说是非要说，唤起他人的说，这样的说会改变学术的说，也是真正的说。 我认为，表达“个人的相关”，就是艺术家在说。表达“个人的不相关”，就是艺术家不说。在说与不说之间我更倾向不说，或称为不说之说。 我认为，不说之说，就是艺术的统一体说，作品在说，这种说，是真实的说，不是为说而说。艺术作品的说，实际上根本不是艺术内容的说，相反，形式与内容两者间的真实结合，其统一体，是艺术真正的说。所以，不说之说，就是一个真正的统一体，是艺术的本源。艺术语言或者称为艺术的统一体，是作品和谐之说。它是艺术作品的真正语言，也是艺术作品真正的表现。按照克罗奇的直觉观念，艺术只有表现，只有形式，所以艺术不在内容，而且根本没有内容，这是艺术作品最高的境界。克罗奇认为：“在艺术中，内容与形式必须清楚地区别开来，可是又不能认为它们各自都是艺术的，因为只有它们的关系才是艺术的。——也就是说，它们的统一，不是理解为抽象的、死的统一，而是整体的、活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先验综合的统一。”（参见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可见不说之说，就是艺术的认识论。不说之说，其核心就是作品的内在性，它由表及里，由普遍到升华，由知识到认识的显现。康德哲学研究者郑昕认为“文艺复兴的贡献，在人的发现与自然的发现，此二事密切联系着。分开说，所谓人的发现，是指人的自意识说；自然的发现，是指对自然的欣赏和研究说。此期之人与自然之合一的看法，实是一个由外向里的运动。由分析精神的性质，去说明自然的性质（参见郑昕，《康德学述》。”社会研究无不追求“综合的统一”，艺术同样如此，此也为任何学说之目标：达到情景交融的学术状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