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这种贫民文化或者称为大众文化，事实上正是为权利阶层、富裕阶层设置了解读艺术作品文化性的某些难题。一方面，权利阶层、富裕阶层在“权威”与“暴富”之时根本没有必要的文化准备，而权力与经济上的占有，使他们向往“贵族”的生活，但在当代艺术学术点上却很难找到这样的现代文化。求助于艺术体制内外特殊群体的艺术作品，往往只是某种心理满足的选择，而不是学术的选择；因而，在有权与有钱的“纠缠”中，对艺术作品的向往既是精神的需求，又是一种完全的商业行为。这种价格与价值的不等性，为中国权利阶层、富裕阶层在文化上的尴尬，但是权利与金钱始终是他们特殊的一面，而这个特殊的一面在中国社会一直有着极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因为，世俗化的中国社会对权利、金钱、地位具有深刻的内心崇拜，这不仅仅在官僚阶层，富裕阶层，甚至在知识分子和最底层的民众之间同样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所谓的“官本位”、“致富心”实际上历来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内容，它根植于几乎所有人的内心，也是整个社会运转最基本的动力。但是另一方面，过去实施的全民劳动者政策、财富国有政策，使得绝大多数人都在同一种文化上思考，同一种经济状态下生存。因而，开放之时拥有权力者或者富裕的人，在本质上都是“贫民”文化，“权力”与“暴富”所提升的“贵族”生活仅仅是一种物质的假象，其文化与学识绝不能与他们的物质形态相提并论，不同的是他们具有“特殊的渠道”，是财富修饰了他们“贵族”的样式。因此，面对艺术作品，他们看到的往往是艺术作品价格的社会影响力，而这，也是他们对待艺术作品、收藏艺术作品最基本的出发点。所以在中国，艺术作品的价格越高，就越有社会影响力；艺术作品的价格越高，就越被认为是好的作品。这一点，已经成为某些艺术机构、某些艺术家推销艺术作品的一种商业化手段。例如，21世纪初，上海某个不起眼的艺术家把自己作品的价格竟开到了一个亿人民币，谁都知道，这个艺术家要的不一定是这个价位，而是这个价位后面的社会效果，这是典型的价格决定价值的心理反应，也是大多数社会民众、艺术收藏者对待艺术作品的基本心理。就这个意义来说，富裕阶层甚至一部分权力者与艺术的关系早已经十分的密切，艺术诚然可以成为他们财富的一个部分。 最搅动市场心理活动的主要是商业投机现象，例如，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艺术品拍卖市场。近来由于中国房地产“新政”的出笼，投机资本进入艺术市场已经成为新的可能，但是这种现象与艺术本身没有实质性的联系，它仅仅是为财富而财富。中国艺术市场的潜力巨大，将会形成中国理念的艺术商业现象，因此，中国资本与艺术的关系将会更加密切，这在整体上将会提升中国艺术的多项发展，同时也在增大商业资本自身的利益。其中，价格与价值将是核心。 价格心理，是社会普遍的文化心理。纯商业行为，往往不会注重艺术作品的文化价值，但会十分注重艺术作品的商业价值。具有市场意义的作品价值，是艺术收藏的主选因素，也是认定艺术作品价值十分重要的参照物。正是这个原因，商业化艺术收藏者总是十分关注艺术品市场的价格效应，相反，对那些真正的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倒不一定十分的关注。这是绝对的商业心理与商业文化，它在艺术品市场中相当的普遍，也是艺术收藏最主要的判断。就这个意义来说，艺术与商业观念十分的密切，这会影响艺术作品的某些文化倾向、商业资本的某种去处，这是商业社会基本的文化内容。 显然，艺术作品的学术价值好像总是呆在象牙塔里，对艺术作品的解读人们总是认为这是艺术圈内的事，大多数人对艺术的期盼只是“视觉美感”，却无谓艺术作品本身的文化含义。正是这个原因，那些迄今仍在追求“视觉美感”的作品仍然具有相当的市场，仍然被认为是重要的艺术，并在社会层面上一直具有相当的社会空间。例如，每年体制内的展览，主要以“视觉美感”和主题的正面性来选择作品，它既满足必要的“社会正面生活”，又维持“视觉美感”的延续性，因为这个理念迄今关乎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社会地位、学术成就”，甚至某种个人的商业化利益，这是中国特有的体制内艺术与市场社会形态的磨合。就这个意义来说，艺术不仅仅与这个群体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与社会机制同样有着密切的联系。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与艺术总有着紧密的联系，从70年代的政治宣传画、“主旋律艺术”，到现在“后期主旋律艺术”。正是这个原因，它在客观上提升了艺术在人们心目中的位子，并使艺术始终置于某种社会意识形态之中，甚至要求艺术承担某种必需的社会义务。例如，在中国，许多人一生都没有去过美术馆，但他们都知道《去安源》，以及某些政治宣传画。70年代社会与政治宣传画有着种种紧密的联系，政治宣传画对于个人仿佛是必要的“视觉教育”，所以70年代人们看到的政治宣传画决不会比现在的商业广告少，这是特殊时期形成的特殊视觉现象，特殊政治生活推动了特殊艺术的普及，政治意识促动了艺术的社会化，它使艺术成为社会生活一个必要的部分。所以迄今人们对艺术的态度总有一种“教化标准”，其心理总不免与政治有着某种习惯性的联系，每年的“正式展览”总不免必要的“选择”。这一理念为不少追求“特殊要求”的个人找到了特殊的渠道，仿佛“歌颂式”的艺术成了“暗中的定律”。正是这个原因，70年代铺天盖地的政治宣传画，既成了那个时期政治的需要，又成了室内空间必要的艺术装饰，迄今在中国偏远农村仍保持着张贴宣传画的习惯，这是70年代的“社会文化遗产”，并成了一种生活的习俗。就这个意义来说，艺术与人的社会形态发生着紧密的联系，它关乎个人的社会态度，关乎个人的文化立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