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彩文理之为物，以奇变为贵，以得真为主，得真则奇变，奇变则文彩自生，犹如潭壑溪涧未尝准以营造法尺，而极幽深峭拔之气，远胜于运粮河。文章岂可以做法示人哉！天有星象，天之文也；名山大川，地之文也；风吹云变而锦霞生，霜降落叶而秋色变。夫以星球运转，棋列错布，岂为吾地上人之赏鉴，而天狗牛郎，皆于无意中得之。地层伸缩，翻山倒海，岂为吾五岳之祭祀，而太华昆仑，澎湃而来，玉女仙童，耸然环立，供吾赏览，亦天工之落笔成趣耳。以无以出岫之寒云，遭岭上狂风之叱咤，岂尚能为衣裳着想，留意世人顾盼，……推而至于一切自然生物，皆有其文，皆有其美。枯藤美于右军帖，悬岩美于猛龙碑……昔人批点左国史汉，辄喋喋惊叹，以为文高不可及，非八股笔法所可衡量，岂知古人行文本无笔法，本无体裁，亦尽其性……其措辞取义，皆一片自然，浑浑噩噩，而奇文奥理亦皆于无意中得之。后世文人，作文章规范以自茧，笔法章法以自缚，仁义道统以自绳，是非毁誉以自戒，先斫丧其生命，桎梏其性灵……削足适履，得一条臭裹布……。《有不为斋文集·作文六诀序》。 这段描写可谓淋漓尽致，把无意求工而自工之理说得很透彻。 书道，画道也莫不如是，秦祖永说；“画境当如春云浮空，流水行地，皆出自然，乃为真笔墨，方能为山水传神。”《历代论画名著汇编》第619页。这是不言而喻的，不必多说了。 事实证明，古今中外一切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艺术作品无不符合真实自然这样一条原则，这大概是没人能够否认的。《红楼梦》是在完全自然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他在小说一开头就表示出一种心情：“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余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这种态度倒可以使他的心理完全放松。《水浒传》也是这样写出来的。施耐庵《水浒传序》说：“此传成之无名，不成无损心闲试弄，卷舒自恣”，所以他“掖寒薄醉弄柔翰，语不惊人也便休”转引自冯友兰《新原人》第53页。，态度何等洒脱、自然。袁枚“最爱周栎园之论诗曰：‘诗，以言我之性情也，故我欲为则为之，我不欲为则不为，原未尝有人勉强之，督责之，而使之必为诗也。’是以三百篇称心而言，不著姓名，无意于诗之传，并无意于后人传我之诗。嘻！此其所以为至与！今之人欲借此以见博学，则误矣”。《随园诗话》卷三。海甫定说：创造性的“想象得以无意识行之，而与梦中意识之性质，相去不远。此时一像之各原质之结合，大抵在意识之阈下”。“格代同谓数年之间，彼之创造力，未尝须臾离彼，苟欲用之则于无意识中自行活动，彼对其所作‘范尔台尔’小说，曰余如梦中行走者，不识不知而作此小册，后读之而自惊”。王国维译：《心理学概论》第197—198页。法国文化史家福利德尔谈到“拉斐尔”时说：“‘拉斐尔’并没有什么意向和目的，他的作品一目了然。他的创作和自然一样，是自然而然的没有目的，一棵玫瑰花就是一棵玫瑰花，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一只夜莺就是一只夜莺，一点也不代表什么。我们无须往深处去探求。”《现代文化史》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版第260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