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说来，鲁迅的主张似乎是前后矛盾的，这是否涉及鲁迅前后期思想的变化发展问题呢？我认为，不能这样认识，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鲁迅关于创作心理的非目的性的观点，是前后一贯的，而鲁迅对于创作的目的和社会效果的认识更是一开始就非常明确的。所以鲁迅的观点前后并不矛盾。只是鲁迅把创作目的即创作的指导思想的考虑，和具体的创作心理过程，在实际和实践上作了区分。前者是认识活动，后者主要是感情活动，认识与感情既对立又统一，虽密切相关，不能截然分开，但究竟不是一回事。它们各自遵循不同的规律，所以不能混同和等同。两者的关系应是这样：越讲创作的目的和社会效果，就越要懂得，承认创作心理的非目的性，就越要尊重和遵循创作的心理活动规律；而越这样，便越能达到创作的社会目的，取得创作的社会效果。反其道而行之，其结果也必然是适得其反。鲁迅正是这样看问题的。正因为他重视创作的社会效果，他才强调创作本身的内在规律，《阿Q正传》的创作过程很可以说明这一点。众所周知，鲁迅创造阿Q这个形象就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而且，“阿Q的影象”在作者“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不但创作目的明确，并且早有准备。但在具体创作的时候，阿Q的形象却似乎脱离了作者的主观考虑而独立活动起来，不是它服从作者的意图，而是作者要顺从它的发展。当初有人嫌“阿Q之收局太匆促”，怪鲁迅“如此随便给他一个‘大团圆’”。鲁迅解释说：“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我仿佛记得；没有料到，不过这也无法。”《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这说明，阿Q的命运，阿Q的形象发展，不是事先有意计定，精心安排的，不是出于要达到什么目的，收到某种效果的考虑的，而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形成的。这意味着感情活动的规律在起作用，什么感情呢？那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正是鲁迅对阿Q这个人物的这种态度，在阿Q形象的运动中，潜意识地、自然而然地发挥着作用。这时，创作的指导思想，社会目的和效果的考虑，早已不是念兹在兹，而是由有意转到无意，由自觉转入自发，亦即在暗中潜在地发挥作用。而这种作用过程，是作者往往并不意识到的，而愈是不意识到就愈有创造性。王蒙说过：“创作之所以成为创作，不仅对于读者是新鲜的，而且对于作者也是新鲜的，不仅能出乎读者的意料，而且能出乎作者的意料。”这些话没有深切体验是说不出来的。 鲁迅在强调创作的社会目的和效果的同时，也重视创作的心理规律，他反对把问题简单化，反对创作的指导思想直接“干涉”、作用于创作的具体过程。他在逝世前不久写的《这也是生活》一文中，非常深刻而又非常生动地阐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这篇文章，主要驳斥了那种要人们吃西瓜也应该想到国耻和爱国的“左”得可爱的怪论，其观点完全适用于艺术创作。鲁迅是这样说的： 教人当吃西瓜时，也该想到我们的土地的被割碎，像这西瓜一样。自然这是无时无地无事而不爱国，无可訾议的，但倘使我一面这样想，一面吃西瓜，我恐怕一定咽不下去，即使用劲咽下，也难免不能消化，在肚子里咕咚的响它好半天。这也未必是因为我病后神经衰弱的缘故。我想：倘若用西瓜作比，讲过国耻讲义，却立刻又会高高兴兴地把这西瓜吃下，成为血肉的营养的人，这人恐怕是有些麻木，对他无论讲什么讲义，都是毫无功效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