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兴而行，尽兴而返”艺术创作或感情活动能否自由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目的性问题。我们认为艺术创作可以有目的，也可以没有目的。这不能强求或强加，应该承认，感情的抒发或表达本身就是目的。《世说新语》中有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故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徬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尽兴而返，何必见戴？” 任性放达，这是魏晋文人的“通病”。王子猷这种行为在一般人看来不免怪诞或变态，但在这怪诞或变态的后边却又大有深意在：它符合情感活动的规律，情感是自由的，不受实用目的的拘束和限制。它不喜欢循规蹈矩，它常常是在怪诞或变态形式中抒发或表达的。朋友可以造访也可以不造访，想造访就造访，不想造访就不造访，对情感来说，充满希望的旅程胜于抵达目的地，旅程就是甚至高于目的地。梁启超提倡一种“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知不可而为”就是做事不管有无效果、效益都要热心去做；“为而不有”则更进一步，那便是“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也可说是劳动的艺术化，生活的艺术化”，这就是“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从而获得创造的自由。详见《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321—322页。如果与游戏比较，这意思就更清楚。我们知道，游戏就是为游戏而游戏，游戏没有另外的目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游戏了。人类从事游戏正体现了一个人对自身精力具有支配的自由权（不为实用）。难怪席勒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全的人。”古诗说：“想到空灵笔有神，每从游戏得天真。”（张问陶）也是这个意思。而艺术创作从心理学观点看就是游戏，游戏也正是创造。康德认为就是科学活动也是游戏：“关于科学，可以说，它实际上无非就是游戏。这是一种严肃的游戏，拿大自然的事实做游戏，与其他一切游戏不同的是，这种游戏乐趣无穷。”《康德思想今论》载《哲学译丛》1981年第5期。可见，真正的创作是无所谓目的的，这样创作才是自由的，而愈是这样，创作的效果就愈好。王国维在论元曲时指出：“盖元曲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做戏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致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入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王国维戏曲论集》第105页。这是无目的创作的一个好例。这个问题，别林斯基也曾屡次谈到。他指出：“诗歌在自身以外没有目的——它本身就是目的；因此，诗的形象对于诗人不是什么外在的、或者第二义的东西，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第96页。在谈到果戈理的幽默时他说得更具体：“这幽默是平静的，也许这样就更容易达到目的。我得顺便指出，这里便是这一类作品的真正的道德性所在。作者在这里不插入任何箴言，任何教训；他只是像实际那样描写事物，它们究竟怎样，他管不着，他不抱任何目的地去描写他们，只为了享受描写时的愉快。继《智慧的痛苦》之后，我不知道有任何一部用俄文写成的作品，能像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那样具有纯洁的道德性，对世道人心发生强烈而有益的影响。啊，在这样的道德性前面，我是随时准备屈膝下跪的！……作品中的道德性，应该表现在作者对于道德的或不道德的目的毫无奢求这一点上面。事实比空谈更为响亮，忠实地描写精神的丑恶，比一切攻击它的话要有力得多。然而，不要忘记：这样的描写，只有当它是无目的的时候，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才是忠实的。”《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第195—196页。对于这个问题，郭沫若也写过一段很好的意见：“诗人写出一篇诗，音乐家谱出一支曲子，画家绘成一幅画，都是他们情感的自然流露；如一阵春风吹过池面所生的微波，应该说没有所谓目的。”《文艺论集》第87—88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