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老莱子的作态”的批判中，可以看出鲁迅是多么珍视纯真的童心，而纯真的童心必然是也必须是自发的、无目的的。纯真而自知，有目的就不再是纯真，而是“老莱子的作态了”。用这样的心理去创作实无异于老莱子的“摇咕咚”。那是鲁迅最不能容忍的。由此出发，鲁迅也反对作文秘诀之类的说教。认为如果有人真的以为能够“密授一些什么秘诀”，那只能是把“肉麻当有趣”了。作文真有秘诀的话，也不过是“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在谈怎么写时，鲁迅最后的结论是：“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短短十个字，概括着丰富的内容，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心理内涵。“防破绽”是有目的的自觉心理状态，“忘破绽”是无目的的非自觉心理状态。 鲁迅很早就指出，“从喷泉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出来的都是血。”这是对感情活动特点的准确而生动的概括。马克思主义认为，感情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其形成过程不可能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人们爱什么，恨什么，对什么人和什么事具有什么样的感情也必须是自发的、自然的，不受人的意志支配和决定的。它不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而且人越是命令或乞求自己具有某种感情，则越不能产生某种感情。这里，我们不妨插叙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个很严重的成年结巴，说自己从懂事起就结巴，只有一次他没有结巴，那是他十二岁那年，一次他乘公共汽车不买票，想蒙混过去，结果被售票员抓住了，他暗自想，这下愈结巴愈好，好让售票员知道，他不过是个可怜的结巴孩子。于是他竭力想结巴，但却一点也没有结巴。（《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４０６—４０７页）也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那样：“一个演员愈是命令或哀求自己哭，他便愈哭不出。”别林斯基早已指出：“显然，一切被叫做创造出来的或者创造性的东西，是那些不能靠筹思、计算、人的理性和意志来产生的东西，这些东西甚至不能被叫做发明，却是靠大自然的创造力或者人类精神的创造力，直感地从无变有，并且跟发明相对照，应该被叫做天启。”《别林斯基选集》第三卷第108页。这里谈的创造心理的特点，正是感情活动的特点。雪莱深有体会地说：“诗不像推理那样凭意志决定而发挥的力量，人不能说：‘我要作诗’，即使是最伟大的诗人也不能说这类话。”“诗是不受心灵的主动能力的支配，诗的诞生及重现与人的意识或意志也没有必然的关系。”他们的体验，可以看做是对鲁迅这句话的具体说明。 说到这里，需要指出，鲁迅强调创作心理的非目的性，绝不意味着否定自觉意识的作用，更不是不考虑创作的目的和社会效果，主张放任自流。众所周知，鲁迅从从事文艺活动的那天起，就有非常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医治国民的精神，“启发明白的理性”，“揭出社会的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等等。可以说，没有比鲁迅更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更重视社会效果的人了。如上所述，鲁迅在谈到创作的非目的性时曾以黄莺歌唱为喻，但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人究竟不是鸟儿，鸟儿没有社会性，人是有社会性的，不能不考虑创作的社会效果。鲁迅后来也说过这个意思：“记得有一位诗人说过这样的话：诗人要作诗；就如植物要开花，因为它非开不可的缘故，如果你摘去吃了，即使中了毒，也是你自己的错。”这就是说，诗人对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不负任何责任。鲁迅反对说：“这比喻很美，也仿佛很有道理的。但再一想，却也有错误。错的是诗人究竟不是一株草，还是社会里的一个人；况且诗集是卖钱的，何尝可以白摘。一卖钱，这就是商品，买主也有说好说歹的权利了。”鲁迅并且指出：“即使真花罢，倘不是开在深山幽谷，人迹不到之处，如果有毒，那是园丁之流就要想法的。”《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三》。可见鲁迅不仅反对不讲社会效果、对读者有害的作品，而且还认为读者有权对作品“说好说歹”，“园丁之流”也有“想法的”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