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的灵魂，是神秘而复杂的，人的感情是幽暗漂荡无从把握的东西，感情的发抒由幽暗而趋于明朗，由漂荡而趋于凝定。要达到这一步不能诉之于概念的陈述——这便脱离了情的本质——而是要形象化。这只有凭借想象，而想象是否合理不能用推理考证的眼光来加以衡量。如“白发三千丈”，显然不能用考证眼光看，而要用想象中所蕴含之情与想象出来的形象是否相称来衡量，也就是用上面所说的生理—心理需要的观点来衡量，所以艺术家应听从感情的支配而不要企图支配感情，这叫“不听陈言只听天”。苏轼描绘自己的创作体验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两已矣。”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可见情感活动自有规律，不待有意安排。张耒也说过：“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性情之至道也。”《贺方回东府序》转引自《历代论诗绝句选》第112页。“天理之自然”，“性情之至道”二语最好地说明了情感自有情感之理。事实证明，最好的艺术作品都是遵从情感之理，在最自然的状态下创作出来的。这一点，我们已说得很多了。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大凡成功、成熟的作品，在创作进程中，常常出现这种现象：作家笔下的形象仿佛受到另一种力量的支配，摆脱作家的意识控制而自行活动，许多场面会自动产生，而作家、艺术家也就心不由己，情难自禁地跟在人物后面，惊讶地看着他们自己在活动，在按照自己的性格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道路，决定自己的命运。而这一切并非作家事先的安排，甚至完全背离初衷。这时好像作者成为他的创作对象的奴隶，“艺术家不是有所抉择地、而是不由自主地摄取它”，“不管是对象的抉择或是它的发展，他都无权过问。因为如果没有那绝对不依存于他的灵感，无论是命令、定货或是本人的意志，都不能使他创作：因而创作是自由而不依存于作者的，后者在这里既主动又被动。”如此说来，“他岂不是创作的奴隶，同时又是他的主人吗？”《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第178、180、18l页。别林斯基还指出，这就好像做梦，梦是不由自主的，但梦确实又因人而异，什么人做什么梦，有什么样生活就做什么梦。所以梦是自由的，同时又是依存于我们的东西。创作也是如此。这种现象意味着作家受潜意识支配，受情感力量支配。“它隐藏在艺术家的灵魂里面，占据它，压迫它。”对于他所描绘的人物“不是作为思辨理智的对象摄取它，而是对它那深刻神秘的意义充满着战栗的预感，通过自己的感情来承受它”。《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第178页。难怪歌德说：“是歌曲创造了我，而不是我创造了歌曲，在它的力量中才有我。”列夫·托尔斯泰也有这样的体验。有人埋怨他使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未免残忍时，托尔斯泰回答说：“这个意见使我想起了普希金的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对他的一个朋友说：‘你想想看，达吉雅娜跟我开了多大一个玩笑。她结婚了。我万万没料到她会这样。’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我也完全可以这样说。一般说来，我的男女主角们，有时跟我开那种玩笑，我简直不大欢喜！他们做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做的，和现实生活中常有的，而不是我愿意的。”《金蔷薇》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47页。同样，他的《复活》中的玛斯洛娃也未按照他最初的构思去和聂赫留朵夫结婚，而最后嫁了一个###。A．托尔斯泰说：几乎所有作家都知道他所创作的人物刚愎自用。“我在工作极度紧张的时候，我不知道人物在五分钟以后会说什么。我惊奇地跟随着他们。”同②第47—46页。还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次要人物挤走了别人，自己变成了主角，把故事的整个进程扭转过来，带着它跑。
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也是极自然的。假如反其道而行之，作家硬要人物不按照自己的内部逻辑去行动而迫使他们回到原来的提纲框子里去，那么人物便开始僵硬，变成会行走的图式，变成傀儡。而听任人物自行活动，却证明它非常符合生活的客观逻辑，并且具有很大的创造性和很高的真实性。由此可知，在很多情况下，使艺术家走入歧途的不是感情，而是错误的认识，是离开或违背情的所谓“理”。在艺术创造中，如果头脑用得太多，感情用得太少，这本身就不是遵从理性而是违反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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