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活动的这种非目的性，在对儿童进行识记实验中也得到了有力的证明。苏联心理学家曾经用归类方法作为识记图片的手段对儿童进行识记实验。实验结果表明，这样做会给被试者造成极大困难。“因为作为认识活动的归类方法本身就需要他们的紧张的智力积极性，特意的内心努力。因此，归类方法完全吸引了被试者的注意，排斥和抑制了记忆任务。如果在被试者把图片分放到各类中时提醒他们必须进行识记，通常就会使他们在一些时间内停止分放图片，又重新反复地审视图片而力求分别识记住各张图片。被试者在整个实验时间内的活动分成了两部分，他们交替地执行着认识任务和记忆任务。当他们对图片进行归类时，就忘记了进行识记，当他们经实验者提醒后努力进行识记时，又停止进行归类。”《不随意识记》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240页。因而识记效果很差。如果让被试者把图片归类作为游戏来进行，不向他们提出识记任务，这样，对图片识记的效果却优于提出识记任务。《不随意识记》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240页。因为游戏本身是感情活动，在游戏中被试者可以从作为识记图片手段的归类认识活动中解放出来而进入无拘无束的自由境界，充分体味和享受活动本身的内涵趣味，所以识记效果较好。但特定任务则使被试者处于紧张状态，不可能对图片采取游戏态度，而只能采取认识态度，即有意识地进行以完成这一任务为目的的认知活动，于是游戏乃由目的变为手段，而游戏本身也随之成为一种“苦役”，识记效果当然也就差了。这说明，作为情感活动的游戏，是不能受目的、任务支配的，它只能在自发、自由、自然的状态下进行。洛克早就说过：“儿童应学的事情，决不应该变成儿童的一种负担，也不应该当做一种任务去加在他们身上。否则他们立刻便会讨厌它，哪怕他们以前本来喜爱那件事情，或者不爱也不憎，他们对它都会感到厌恶。你可以吩咐一个儿童，叫他每天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去抽陀螺，不管他高兴不高兴，你只要让抽陀螺变成他的一种责任，使他每天早晚都得因此花费许多时间，照这样子，你看他是不是不要多久就会厌倦一切的游戏。其实，成人又何尝不是一样？他们自己高兴去做的事情，一旦变成了他们的一种责任，他们是不是立刻就觉得厌倦，觉得忍受不住了？”《教育漫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55页。杜威在谈到游戏与工作的区别时指出，游戏的态度比游戏本身更重要，“游戏的活动兴趣在于活动本身，至于工作兴趣在于活动完成后的结果。所以前者完全是自由的，而后者则束缚于所求的目的。”“但是兴趣如果专限于结果，那就使工作变成苦役了。所谓‘苦役’（Drudgery）是对于结果的兴趣不充满于过程的工作。做苦役的人，只管所得的结果，而完全不感着做的价值。他厌恶用力，而以用力为免不掉的苦难。大家知道，这世界上有许多必做的工作是没有内涵的兴趣的。可是说儿童应该受苦役的训练，以养成忠于职务的能力，却大错了。强制儿童做厌恶的工作，结果是厌恶和躲避；而不是对于职务的忠诚。”《思维与教学》第189、256页。 从心理过程来看，艺术创作的无目的性有如儿童的游戏，以致有一种艺术起源于游戏说，不管这种看法是否有历史上的正确性，但从心理学观点看，却不能认为毫无根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