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说画家描写暴风必须“自己移入暴风中，变为暴风，而与暴风共动”，和暴风一同驰驱，“欲写树木，非亲感伸枝附叶之势不可。”古人所谓“身如枯枝，迎风萧聊”正是此意。他还举例说，“三只苹果陈设在眼前，作画的人须能见其为三个有生命的人，相向相依，在那里聚首谈笑，演成一幕剧景。然后能写出浑然统一的艺术品来，若不如此，而一味忠于局部的模写，虽周详如照相，毕肖毕似真物，也毫无艺术的意味，仅为一幅博物标本而已。一把茶壶与二三只茶杯，在作画者看来，犹似一个母亲与环绕膝前的二三个孩子，演成家庭融洽的一幕。展开的书犹似仰卧的人，墨水瓶犹似趺坐的老僧，花瓶犹似亭亭玉立的少女，一切器物，在作画者看来是有生命有性格的活动。故西人称静物曰still life。”《绘画与文学》第24页。 国画家贺天健谈他物我两忘的体验说，有一次他看奇峰，“天高高在上像着穹窿的样子四面复罩下来，平原上只有青青的草，一望无际。我卧在地上看，这时也忘记了我，只觉得我要画它还是它要画我，我又难以分解了。”《学画山水过程自述》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87—88页。 创作中这种物我浑一的变态心理的体验，西方作家谈得也很多。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举过不少例子。在这一点上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法国作家乔治·桑说：“我有时逃开自我，俨然变成一棵植物，我觉得自己是草，是飞鸟，是树顶，是云，是流水，是天地相接的那一条水平线，觉得自己是这样颜色或是那种形体，瞬息万变，去来无碍。我时而走，时而飞，时而潜，时而吸露。我向着太阳开花，或栖在叶背安眠。天鹨飞举时我也飞举，蜥蜴跳跃时我也跳跃，萤火和星光闪耀时我也闪耀。总而言之，我所栖息的大地仿佛全是由我自己伸张出来的。” 福楼拜描写他写《包法利夫人》的体验中有这么一段：“我骑马在一个树林里游行，当着秋天的薄暮，满林都是黄叶，我觉得自己就是马，就是风，就是他们俩的甜蜜的情语，就是使他们的填满情波的眼睛眯着的太阳。” 一位现代派画家说：“风景是一种尖锐理性飘浮着的微笑。我们的空气的温柔抚触着我们的精神的温柔。色彩是那个场所，我们的头脑和宇宙在那里会晤。”见《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第218页。头脑和宇宙会晤即主观和客观、心和物相融合的疆界和境界。 当代美国艺术家弗兰克说：“当我作画时，我整个身心都集中于非我，而且一度自我解脱。我画那棵树，我就得变成那棵树，那棵树的每一个细微特点都感到有我：树身、树枝、茎干、树叶，作画的活动成为一种神灵的或宗教的体验。”当代美国音乐家伦纳德·伯恩施坦说：“在我的一些演奏中，我变得精神恍惚起来，不知道我自己，不知道身在何处，也不知道那些鼓掌喝彩的是什么人……而且当我写作乐曲整整十四个钟头，我也不知道时光了，其中蕴含宗教因素。啊，非常非常地深刻。”《国外文学资料》1980年第4期第30页。 所有这些体验证明，艺术家对宇宙万物主要不是自觉地用理智去分析、宰割，而是非自觉地用感情，用变态心理去综合、把握。这便是形象思维的真谛。从认识论的观点看，这是万物有灵论。即把万物都看成像自己一样有生命，有灵魂，有喜怒哀乐之情的精神实体。这是一种仁民而爱物的情怀。艺术家无不是仁民而爱物的人。杜甫有诗云：“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家人厌鸡食虫蚁，未知鸡卖还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鸡虫得失时无了，注目寒江倚山阁。”《缚鸡行》。这首诗表现了杜甫的仁民爱物之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