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一切本源性本体性的东西全靠这种非对象性思维去体认而不是靠逻辑推理，逻辑推理的实质是把人关在已知事物的圈子里，对人是一种限制。即使是推理，其出发点或前提也并非来自推理，而是某种更根本的由非对象性思维而来的东西。真正终极的东西是不能凭概念推理切近的，它不能成为思维的客体，本体是不可当做外界事物去推求的。认识或亲证真理的惟一途径是使我们的生活、心灵融会于一切对象之中。主客二元性思维不能把握终极价值，概念性认识总是将对象与自己分开，从一定距离之外去看它，所以概念是离心的，外向的，而终极的东西必须是我们置身其中的东西，超越于主客体关系的东西，无限地高于或融化于一切存在着主客体的东西。熊十力有言：“内心外物，分成两界对立，此于真理太悖，悟到心境浑融，方是实际理地”，“就真理上说，境和心是浑融而不可分的。”这是悟道之言。 非对象性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在任何一种创造性活动中都有这种思维存在。著名德国心理学家韦特海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他讲的是两个孩子打羽毛球的故事。两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10岁，姑以A代表大孩子，以B代表小孩子。A发球很刁，B接不住，最后B扔下球拍说他不打了。A劝他继续打下去，B不同意。他那呆滞忧愁的面容，使A觉得遗憾。B为什么那么忧愁，显然是因为屡次失败而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A第一次发觉他打球的方法，他刁钻的发球对B来说很像是捉弄，不像是游戏，觉得对B很不公平。A自问非这样不可吗，怎样才能改变一方对抗另一方的状况？他提出：“我们这样玩，我们打来打去，不让球掉下来，看看能打多少，我们能坚持十次二十次吗？开始时发容易的球，后来可以越发越难。”B愉快地同意了。他们又玩了起来。游戏的性质完全变了，他们互相合作、配合，打得很起劲，A不再捉弄B，但他打出的球却越来越难接，他叫着：“这不好接，你能接吗？”充满通情达理的友好态度。后来他们又这样打过球，B的技术大有进步。肯定A也有很好的体验和新的发现。 很显然，由于A能设身处地地替B着想，不再将B作为捉弄对象。这个问题才得以创造性地解决，两个人由竞争的对手一变而为一个共同目标互相合作的伙伴，这正是非对象性思维创造出来的新境界。《创造性思维》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页。 弗罗姆深刻指出：“无论是艺术家的创造性，还是手艺工人的创造性活动，在任何一种创造性工作中，创造者都把自己和他的材料融为一体。而材料则代表着外在于他的世界。无论是一位木匠做了一张桌子，还是一位金银制造商铸了一块玉宝，无论是农民种植粮食，还是画家作了一幅画，在所有各类创造性工作中，工作者和他的对象都成为一体。在创造的过程中，人将自身和世界结成一体。”《爱的艺术》工人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日本心理学家恩田彰说，在创造活动中，感觉成为创造对象这一点很重要，这样就可以“亲临其境地感受、体验它。例如，化学家想象自己变成了运动着的分子，自己亲身感受分子会遇到的情况”。另外，如果提出，“假如你成了兔子都会做哪些事”的问题，“就要考虑自己变成兔子时会做的事，这不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考虑兔子要做的事，而是以兔子的身份去考虑，所以往往有新的思想、观点出现。”依此类推，假如设计一台机器，这就要求设计者设身处地地“把人设想成机器的一部分”，“自己就仿佛是一种有魔力的小生物，为了制出具有预想性能的机械，必须以某种形式在其中‘工作’。”《创造性心理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另一位日本心理学家高桥浩也持同样看法，他是这样说的：“当就某事物进行思考时，譬如就水壶考虑水壶，‘怎样处理这把壶’，一般的思考法是把水壶作为相对的思考对象加以处理，但是，如果把自己充做水壶本身，结果又会怎样呢？站在水壶立场上去思考，‘我是水壶’，‘希望怎样来对待我这把水壶’，‘作为水壶有何不满之处’等，结果一定会获得与迄今不同的创造性思维。”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这位心理学家曾经同某智囊团一块儿考虑过共同开发新的起重器。并亲自伏在地板上体验起重器该怎样启动。他想到“思考起重器首先要有辆小卧车”，他伏在地板上就是要当小卧车，这样，他就真的进入了“角色”，取得了小卧车的自我感觉。“难以想象的是，当你像上述那样动员全身参加，并把自己当成物品来思考问题时，在你头脑中会涌现出与单纯用脑子所想的完全不同的创见来。”《怎样进行创造性思维》科学普及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53页。应该指出，“在发明机械的场合，把人设想成机械一部分，当然是不合情理的”，甚至还有疯癫之嫌，但是，“在创造活动中，不合情理的感情因素是很重要的”，“创造活动就在合情理与不合情理之间反复不断进行”。两者相比，“感情的非合理性因素比理智的合理性因素更为重要”。同①第155、158页。“感情与认识可以是相互合作的，并且感情有助于真理的发现。”马斯洛如是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