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橡皮……两把尺子……两支圆规……两本书……两本练习薄……”
一家卖文具的书店通过安泰比的斡旋与毕加索达成协议同意为我们提供学习用品，我们可以到那里去选购。两块橡皮、两把尺子、两支圆规、两本书、两本练习薄。但我们拿不到单子上没有列出的物品。一切都经过精心计算。如果我们需要一本增补的书籍，要征得这位神圣律师的同意。他经管爷爷的财产，任务就是要睁大眼睛看好家。
夏多布里昂学校的生源经过严格挑选的，学生都是富家子弟，但又是一些可能给家庭名誉、名声或财产带来损害的孩子，也是一些父亲们顾不上管的孩子。他们在等待时机，以便重新取得应得的那份权益。眼下他们是龙困浅池，虎落平阳，但在这所学校可以自由支配其父亲从生意、离异、非法男女关系和股份上所获得的钱财。
他们像我们一样都很会掩饰自己的出身。像我们一样，他们对自己出身名门却是没人管的孤儿而倍感羞愧。只有老师才会把我们带入现实中，我们身上所谓的名气让他们感到自豪。以后他们会对别人说：
“我曾教过毕加索的孩子历史、数学或语文。”
这也许是一种能与院士媲美的荣誉。
尽管如此，小毕加索这个星期却交不起购买运动服的钱，辅导员要他们想办法解决。要想交钱购买，辅导员必须等待安泰比先生的同意，而后者还要与爷爷研究一下才能决定。
答复两个月之后才到。
这个星期，小毕加索们被校长叫到办公室。校长说，尽管校方写了几封信，他们的爷爷还是没能把两个学期的赞助费交齐。学校已经绝望，请他们把此事转告他们的母亲。
“这事与我无关，”妈妈对校长说。“请与毕加索和他的秘书联系。”
两个月后，才交齐了全年的赞助费。
费用……费用是有了，但是这期间我们买书需要的钱呢，还是没有着落。
一切又要从头开始。小毕加索们当够了替罪羊。
吃完了保温瓶里的东西和炖小牛肉，我们在教室里这顿穷人的午饭就算结束了。夏多布里昂学校里没有食堂，却有一个铺着白桌布供应美味佳肴的真正餐馆。
这些好吃的东西令我们大倒胃口。
我十六岁，巴勃利托十七岁半。春暖花开，午餐过后，学校的学生都去附近的酒吧露天茶座喝上一杯咖啡。我们效仿不起。他们有钱，而我们没钱。今天下午没课，他们肯定要去看电影或者到戛纳沙滩上去玩。垫子、遮阳伞、脚踏小船、薄荷冰水……一应俱全。他们有的是零用钱。
零用钱：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很生疏。
他们有时会请我们去参加家庭舞会或者到他们家的游艇上去玩。
对这些无法参加的活动我们只好找理由婉拒。
“我们不能随便出去，守得很严。”
母亲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好不容易才能熬到月底，父亲总是忘记寄来那笔微薄的抚养费，而我们又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画家所最不操心的小人物，这些怎么能明说呢？
是的，确实守得很严。
卡诺大街、车站，开往儒安湾的汽车挤得满满当当，我们又能过上常人的日子了，有时我们会去沙滩玩，还有港口的伙伴。他们对我们知根知底，没那么好奇，对毕加索也不感兴趣。这才是我们的家。
自由和消遣在我的心中是联在一起的。我要去周游世界。新加坡、墨尔本、巴格达、加尔各答，这些地方我做梦都想去。我向往空间和距离。
为了把梦境拉近，我跟伙伴中的一位借来一辆燃油助力车，沿着海边小路出发了。昂蒂布（戛纳市郊）、昂蒂布海湾、纳普勒、泰乌尔……一路下来，风儿吹乱了头发。我根本不管跑了多少时间，也不管会遇到什么危险。我想做的只是要远离过去，越远越好。我停下来在小小的红色埃斯泰雷尔海湾里游上一番。从水里出来，吃上一个西红柿，啃一块带在身上的面包。率意而行，走到哪儿算哪儿。我是一个流浪者。
记得十二岁时，曾被圣特罗佩的警察拦下。我没有证件，但拒绝说出自己的姓名。他们只好放我走，因为我的样子很可爱，而且喜气洋洋。
我要是借不到燃油助力车，便与同学搭便车旅行。
“我们没赶上公共汽车。能把我们带到朱昂勒潘吗?”
我们凭着天使般的微笑，天真无邪的目光，能让素不相识的人载我们到西苔岛 。
暑假到了， 夏多布里昂学校关了校门，我们还有一年就要中学会考了。在校门口学生们谈论着下步的打算。
“今年去哪儿？你要去安的列斯群岛吧？”
“不，我要到迈阿密找我母亲。然后就不知道了。可能到爱尔兰去找我父亲。他刚刚又结了婚。”
现在论到我们了：
“你们当然会跟爷爷去西班牙，对吧？”
“当然。”
“是的，当然。”
这种说说而已的玩笑，爷爷当然不会拒绝的。
要去生命圣母院拜访爷爷。父亲在戛纳和瓦洛里交叉路口等我们。
“快上来，”父亲透过车窗玻璃火急火燎地说，“咱们迟到了。”
爷爷恩准接见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可不能迟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