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精神分析治疗，我为什么选择这条道路，已经不是不可知了。
我选择这份差事不是偶然的，后来到越南去帮助有困难的孩子也不是偶然的。
我之所以到瓦洛里救济院去工作，是因为在那儿我可以获得一种不太孤独的感觉。我下意识地要把自己与这些残疾儿童的痛苦混在一起，这样就会觉得自己还算幸运。我把自己的境遇放在对等的环境中去便知足了。
不是这些残疾儿童依附于我，而是我主动去贴近这些残疾儿童。
由共产党人（同样也应该是毕加索的同志）执政的瓦洛里市政府为巴勃利托谋了份工作：海滨日光疗养中心的图书管理员。这个疗养中心专门接收交通肇事伤残者、截肢修复、偏瘫和全瘫患者。
巴勃利托看起来很满意，他喜欢书。
然而，许诺的位置还没有空下来。这期间，人事部主任给他安排了一份杂工活儿：倒便盆、刷池子、扫地，替换病人弄脏的床单……
巴勃利托接受了。很久以来，他除了接受没有任何办法。
对此他特别不适应。
母亲把我从到脚打量了一遍。
“你应该穿得漂亮一点，”她对我说。“既然你这长成这副模样，就得化妆。你的头发，你看你的头发了吗？还有你的裙子。瞧你的打扮，整个一个混日子。”
她一副不屑的样子，又加了一句：
“当然你不能穿得像我一样。你的胸脯不好看。腿也不行。确实，老天对你不公平。”
我太累了，没答话。
回到房间时，巴勃利托已经睡着了。兰波选集放在他的胸口上，书里夹着书签。我打开选集，翻到书签夹的那一页，看到他用铅笔匆匆勾画的那几行诗：
香水没能让他鼻孔张开，
他一手放在胸前，在阳光下沉睡，
身体右侧两个红色的窟窿洞开。
巴勃利托在睡梦中漾出了微笑。
日复一日，平淡无奇。闹钟声，不加糖的清茶，淋浴,然后赶路上班。
妈妈已没了朋友，出行只好求助于几个熟人，于是我买了一辆甲壳虫轿车。
“省钱—结实—永无故障”，放在我们家的信箱里的广告是这么宣传的。经过千百次的交涉，大众车代理商终于同意五年分期付款卖给我这辆车。
“也就是您，我们才卖的。”
毕加索的名号又起了作用，我分期付款，每月要付的钱相当于工资的四分之一。
见我买了车，母亲高兴得什么似的。
“玛里娜，从救济院回来时想着取回我放在杂货铺里的食品袋！”
“玛里娜 ,你有车了，到药房跑一趟，别忘记在医疗报销单上盖章。”
“玛里娜，别忘了把我送到化验中心。”
我成了她的使唤丫头，她的司机，她的佣人。我干了一天活，累得都爬不起来了，她才不在乎呢。我生来就是为她服务的。
父亲来看我只是为了谈谈毕加索。
“杰奎琳在生命圣母院的房子里安上了电梯。这样他上下楼就方便了。他还是不想见我。你怎么想的，玛里娜 ?”
而我做些什么他从来不关心。顶多只有这么几句话：
“我希望你爷爷一切都好。一有他的消息你就打电话告诉我。”
巴勃利托越来越沉默寡言，我是他唯一能说上几句话的人。
“你还记得奥莉嘉奶奶跟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下午吗？”
“当然记得，巴勃利托。”
“还有她用母语给我们讲的那些神话故事？”
“她爱我们，巴勃利托。”
“我喜欢跟她在一起。”
1973年4月8日。如同每个星期天，我都要在瓦洛里救济院值班。除了几个孩子在病房里吼叫之外，整个院里还算安静。接我班的护士刚到，我的工作结束了，可以离开工作岗位了。
在救济院门口我见到了巴勃利托。他是骑着助力车赶来的，冲到我跟前之后，哑着嗓子急匆匆地说：
“爷爷……爷爷。他去世了！”
爷爷去世了？我不敢相信。
“不会吧，巴勃利托？你怎么知道的？”
“广播。今天上午11点40去世的。死于心脏病。”
他喘口气，接着愤愤地说道：
“肺水肿引发心脏病发作。是……是他们说的。”
我一下子懵了。没见上最后一面，爷爷就去世了。在生命圣母院,身边只有杰奎琳，死在护卫森严的城堡中。
他孤独地离开了人世。
电视上，蜂拥而来的记者、安装着铁丝网的大门、警车。主持人的声音：
“毕加索的秘书证实，昨天，大师还挎着杰奎琳胳臂在自家私人花园里散步。后者痛不欲生，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家庭私人医生正在密切关注着她的健康状况。”
我们应该通知父亲。巴勃利托往巴黎打电话，一个声音回答说父亲去蓝色海岸了。
蓝色海岸。但具体在哪儿？
巴勃利托给父亲经常下榻的宾馆打电话。打到第四次，前台回答说他刚出发去了生命圣母院。
“想办法晚间跟他联系上。”
晚上，一无所获。第二天父亲给巴勃利托回了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