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明天举行，范围很小。杰奎琳坚持不要外人参加。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巴勃利托急了。他越来越来沉不住气，眼泪都快忍不住了。
“我说什么也要见爷爷最后一面。这是我的权利，谁也不能剥夺。”
我想法让他安静下来。
“巴勃利托，很久都不许我们进门了。争也没用。”
巴勃利托不听劝，下午骑上助力车就往生命圣母院去了。
他在栅栏门上按铃。没人回答， 巴勃利托又按。一位保安带着两条阿富汗狼狗出现了。
“走开！”他对巴勃利托喊道。“不让进。这是毕加索夫人的命令。”
巴勃利托不放弃：
“我命令你开门。明天我爷爷就下葬，我要见他最后一面。”
“马上滚！”那个家伙吼道。“走开，要不我就放狗了！”
说着他像凶神一样跳出门，抓起巴勃利托的助力车一下子掀到了沟里。
栅栏后面，狼狗龇出利牙，狂吠不止。
生命圣母院里，毕加索身上盖着一件西班牙式黑色绣花斗篷，躺在棺材中。旁边是杰奎琳和我们的父亲。
他们什么也没听见。
巴勃利托木呆呆地待在房间里，不说话，不吃东西，也不见我们。为了不打扰他，那天夜里我睡在客厅的沙发上。这一次母亲表现得很谨慎，我想大概是毕加索的去世让她失去了重心。她不再为此而闹心了，特别是我们，我们也不再为此而遭罪了。
“搞成这副模样有什么用？”她悄悄对我说。
这副模样，她也该负一份责任的。
阿兰也来了，这是位忠实的老朋友，在那些快乐的日子里，他曾与我们一道修理过那条破旧的小舢板。他小心翼翼地探进脑袋对巴勃利托说。
“怎么样？”
“还行，”哥哥答道。
“想聊会儿吗？”
“不想，我累了。想睡觉。”
妈妈也要去睡了，临走时对我说：
“别忘了明天到医院去接我，我要去体检。”
没完没了的体检，一查却没病。
直至下一次。
这一夜噩梦不断：看到是爷爷和他那双眼睛。闪闪发亮，毫无人性，像秃鹫的眼睛。咄咄逼人、敌对、冷酷的眼神。还有那洪亮、嘲弄、不留情面的笑声。
我从噩梦中惊醒，浑身冷汗。
巴勃利托在房间里睡得正香。
他的床头灯还亮着。
4月12日，周四，9点。哥哥好像平静下来了。
“睡得好吗，巴勃利托？”
“很好，”他回答说，声音有些发堵。
“我要去医院接米耶娜，你不需要什么吗？”
“不需要，玛里娜。”
我开着车，米耶娜坐在我身边，心里明白我不想说话。有什么好说的呢？她的血压？她的胆固醇？
德拉丰托纳、昂蒂布、朱昂勒潘、儒安湾、朱丽叶-亚当大街、高架桥路，尽头就是拉雷马若别墅，巴勃利托正在那儿等我们。我加大油门，不停地咒骂着碰上的红灯还有那些来参加戛纳电影节把路堵死的车。
我打开门。只见两只猫的毛儿竖了起来，东窜西跳正要逃出屋去，见我们进来一下子窜到我的腿下躲了起来。一种不祥之感向我袭来，我一步跨进客厅，见巴勃利托躺在沙发上，头发沾满了鲜血。头发、脸颊、胸前都是。我冲他跑过去。他的嘴里冒着浓血。屋里迷漫着一股让人胆战心惊的有害气味，很呛人，那是医院和停尸房的气味：消毒水！
“巴勃利托!你说话呀！”
我听到是一阵咕噜声。他还有气。妈妈这下子慌了神，吓得吐不出一个字，叫不出一声。她用手指拎着一个皱皱巴巴的塑料袋，是装消毒水用的。
气味、流血不止，嘴上的泡沫……看来巴勃利托喝下了大量消毒水。
快，赶快。我拨打了18，叫消防队救人。上帝啊，快点！我看看表。11点半。
我得挺住，不能崩溃。
消防队员带着担架来了，把巴勃利托抬到红色救护车上。我也爬上去坐在他的身边，抓住他的手。
“巴勃利托，我是你妹妹啊！”
他嘴里吐出一滩东西，他的血快流尽了。
警笛、马达的轰鸣、司机避不开的颠簸。争取时间，救人要紧。
昂蒂布市，德拉丰托纳医院的急诊室。就在今天上午，我还到这家医院接我母亲。
一道玻璃门把我挡在外面，到这里只好与哥哥分开。
“挺住！别放弃，巴勃利托!”
等待。脑袋里空荡荡的，太多的痛苦，太多的愤怒，太多的恐惧。
到底有一位大夫出来了。他走到跟前对我说：
“我们还不能做出明确判断。要等他过了四十八小时这道关口。”
“坚持住，巴勃利托!”
观察室。巴勃利托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嘴里插着吸管，呼吸时有时无。屏幕上显示着他脉搏的跳动，一架仪器监视着血压。他的生命仅靠几根输液管维系着。
他的手握在我的手中，是那么柔软。柔软又脆弱。
观察室。现在已经过了好几个星期，治疗一直没停。为了挽救被消毒水烧坏的食道肠胃，巴勃利托接受了一系列手术。维持生命的营养靠几根输液管。医生也心中无数，本来计划要进行多次移植，却不得不放弃。因为内脏损伤太严重，进行这种大型手术治疗应该到马赛或巴黎的大医院。
为了活命，就要转院。可是钱呢？
本来父亲或者杰奎琳继承了爷爷的财产，很容易从银行弄到贷款，可是他们谁也不露面。毕加索的去世让他们密封在一个阴沉、肮脏的小天地里。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他们没了主心骨。巴勃利托的自杀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他们陷进自私的泥坑不能自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