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莉嘉奶奶走了，巴勃利托没哭，我也没哭。眼泪远远不能表达我们的悲痛。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她的微笑，再也听不到她那让人宽心的话语，再也不能享受她的好心，与她在一起的美好时刻一去不复返了。还记得，她从床头柜上端起一杯茶，说道：“要不要加点奶？”“玛里娜，来一片柠檬怎么样？”
我把茶含在口中，茶水中有一股失去的天堂的味道。
同样也有一股怒气冲天的味道，是针对毕加索的怒气。奶奶生病住院，他从没有来看过，也没来请求原谅，而他就住在医院附近，奶奶就是在这所医院咽的气。
难道画笔没能让他记起奶奶为他做模特儿时是多么的高贵，是多么有气质？自私、胆怯、缺乏风度，心灵上如此吝啬，为什么他要否认奶奶曾为他的画作多次添彩呢：《戴头巾的奥莉嘉》,《围裘皮领的奥莉嘉》, 《奥莉嘉在读书》, 《奥莉嘉在思考》 以及其他以奥莉嘉命名的油画，还有摆在我家大厅中的《坐在扶手椅上的奥莉嘉》，这位高贵的、高深莫测的女神保佑着我的一生和我的孩子。
是的，这位出色的奥莉嘉去了那个再也回不来的国度，对于巴勃利托和我来说一切都成为过去。她把我们孤零零地留在这个世上，只留给我们一位像流星一样不时来看我们一眼的父亲和一位糟蹋了自己一生的母亲。
父亲给母亲的“毕加索抚养费”逐月见少，母亲觉得只有向法院告毕加索不可了。父亲为了不触动毕加索作品的完整性曾拒绝了他母亲的那份遗产，但是我母亲觉得自己没必要为这种慷慨做出牺牲。
她觉得这是自己的合法权益，于是逢人便说官司绝对能打赢，完全可以把加州庄园的主人，这头人身牛头食人怪兽一举拿下。
然而她诉诸法律的作法和散布的流言蜚语只起到了激怒爷爷的作用。为了制服她，毕加索召集了自己的律师班子，目的只有一个：把我们从妈妈那里夺过来，放到寄宿学校，一直等我们长大成人。
母亲讲来讲去的这场官司成了她的梦呓。她认为由此而变成了神话中的英雄，她是为拯救自己的孩子而战的圣母玛利亚。
“毕加索压根就没法子抚养你们，”她对我们说。“他要把你们放到专收富人子弟的学校。”
富人学校。这几个字回响在我们头脑中，如同罚我们进地狱一般。
她还加了一句：
“他要把你们分开。你，巴勃利托要去西班牙，而你，玛里娜要跟你爷爷的共产主义一起到苏联去……你们以后再见不到我了。”
一个在西班牙，一个在苏联。这两个国家离得近吗？我们要分开了？而我们从小就在一起，差不多像双胞胎，距离对我们来说不啻是一个吃小孩的恶魔，是世界上最最可怕的恶魔。
我不知道事情是怎么搞的，在这场砂锅碰铁锅的战斗中，竟然是我的母亲占了上风。她想要孩子，赢得了监护权，但是除了任命一位社工监督我们的生活条件外，她从毕加索那里什么也没得到。
我们紧紧靠在妈妈身上，窥视着以社工名义不期而至的那个女人的每个动作。只见她打开冰箱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检查我们的作业本，看看衣柜，想知道我们如何生活。我们成了法律宣判的坏人。
“中午吃的什么？几点钟上床睡的觉？”
我们垂下眼睛，不敢回答。
这位社工叫伯芙夫人，一头红棕色头发，人长得还算漂亮。有时她会冲我们微笑，第一次见面时还给了我一块糖果。
“为什么你每个星期四都来打扰我们？”我眼睛里含满泪水，问她。
她在我面前蹲下来，看着我的眼睛回答道：
“小玛里娜，我答应你，我起誓，以后星期四我再也不来打扰你们了。”
我们成了朋友，我愿意向她讲很多事。
“伯芙夫人，我喜欢贝卡西娜 。”
她张大了眼睛看着我，但还是让我说下去。
“您知道吗，贝卡西娜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她不是个笨蛋。还很有学问，只是运气不好罢了。她想上山，可是每次都掉下来。她掉下来，不是故意要逗别人笑，只是她确实爬不上去。如果听她说，就会发现，她完全可以做很多事情。如果不是人们非要她爬这倒霉的山不可的话，她其实是个很聪明的人……”
我停下话头，不说了。大人一点也不懂生活中的事。
周四是我们唯一自由的日子。这天，我们起得很早，跳下床穿好衣服就去找街上的伙伴玩。有时，楼下的邻居阿尔扎里太太或莉莉把我们拦下来，塞给我们一块糕点。她们知道妈妈不会烤糕点给我们吃，也没多余的钱给我们买糖果。我们边吃边道谢，追上夏布里埃街上的孩子，骑车去沙滩玩。
这辆自行车对我来说就像爸爸的诺顿·曼克斯摩托车。我一下子跳上去，立在脚蹬子上，向儒安湾港口的码头冲去。我骑着后座，车胎吱吱乱响，到了离码头边缘两指的地方才把车刹住。我们俩人只有一辆自行车，巴勃利托有时就让给我一人骑。我们俩人中我最捣蛋。
我也喜欢跳到海里游泳。我游起来像只小狗，不过游得很好。越过禁止游泳的浮标，到水深的地方游那才好玩。那时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从妈妈、爸爸，还有毕加索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因为毕加索一旦脚离地就会害怕，这是对他的一种轻微的报复。
我还记得渔民丢弃的那条小舢板，已经被海水和砂砾腐蚀得破旧不堪。我们占领了它，要把它变成一艘海上航船。我和同伴们不知从哪儿找来几块木板、四颗钉子、沥青和油漆修补了一下，不让它沉下去。我们爬上去，轮班划了起来，有时两人，有时三人，但不能再多了，我们一个个像划船苦役犯，像疯子一样往外舀水，然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离岸边几米远的地方，船还是沉下去了，我们只好游回岸边。这场奥德赛航行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梦想，梦想着与旅伴巴勃利托和阿兰（一位与我们一样迷茫的伙伴）到很远的地方，到地平线那边去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