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星期三。护士把巴勃利托抬到楼上的一个房间。医生拔去了他的输液管。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千万不要哭，要强作笑颜。
“你知道吗，玛里娜，我觉得自己好多了。不那么难受了。”
他不知道已经给他用上了吗啡。
“休息吧，巴勃利托。你很快就会好的。现在，我要走了。明天我会再来。”
我必须离开这个房间，我要医生对我讲实话。无论如何，我要知道真相。
我从实习医生的眼神中看出哥哥的性命是没救了。我不相信。这太不公平了。
“他……他不行了？”
“回家去吧，”医生用平静的声音对我说。“要是有事，我一定会给您打电话的。”
我蜷缩在沙发里等待天亮。母亲太操心，累坏了，先去睡了。我看看表，差一刻4点。时间以秒计算，我焦急地等着天亮。
明天。快来吧，明天。
4点。电话。该死的电话。我心惊肉跳，抓起话筒。天晕地转。
“结束了。您哥哥去世了。”
那一天是7月12日。巴勃利托受了三个月的煎熬，咽下最后一口气，离开了人世。
医学无能为力，毕加索的名头也无能为力。
媒体轰动了。电台、电视、所有的杂志都在炒作哥哥的死亡。更确切地说，人们谈论的是“毕加索孙子”的死亡。
“他叫巴勃罗。跟他祖父同名……”
哥哥终于有权叫自己的名字了，死亡中才有了自己的名字。
父亲还是杳无音讯，而他肯定已经知道亲生儿子的死讯。记者把巴勃利托的去世炒得沸沸扬扬，他怎么能不知道呢？
我也不愿意见他，但得征得他的同意，好把巴勃利托葬在奶奶奥莉嘉的墓地里。昂蒂布的一位青年律师同意给他写封信，当然是免费服务。这是唯一的途径，没有别的办法。又一次，回信非常简捷：“我不反对。”
剩下的问题是筹措安葬费。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哪里能筹措到这笔钱？我们已一文不名。
戛纳，咖啡馆的露天茶座，学生们在窃窃私语。他们悄悄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张钞票，递到一位同学手中。旁边桌子还有另一位同学，把捐款人的姓名写在一张纸上。
同学们在捐款，可是不让我知道，他们用这笔钱付清了巴勃利托的全部丧葬费。
躺在奶奶奥莉嘉身边的巴勃利托，你还记得她说的这些话吗：
“现在你是大画家的孙子，不久的将来你会成为小画家伟大儿子。”
夏多布里昂学校的朋友们明白其中的意思。他们表现出的仁慈，已经表明你比画家毕加索伟大得多，伟大得无法比拟。
戛纳新教徒公墓。一名男子躲躲闪闪地站在戛纳和儒安湾的亲朋好友后面。
他在哭泣。
这名男子，是父亲。
痛不欲生，神经已麻木，我已不敢奢望他能来请求儿子的原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