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事先通知了母亲，从伦敦回来以后不再住在家里了。未来孩子的父亲建议我跟他住在一起。不管怎么说，应该试试运气。当时我只有二十二岁。
拉雷马若别墅。母亲把我的东西放在门外。不是装在行李箱中，而是放在一个装垃圾的塑料袋里。
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女儿，全部价值：一个黑灰色的垃圾袋。
1975年6月5日，周四。有人打来电话，但一下子没听出是谁。原来是克里斯蒂娜，父亲的第二任妻子。
“玛里娜, 你父亲刚刚去世了。他得了场重病。”
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太残酷了。祖父、哥哥、父亲相续去世，只剩下我一个人活在这世上。我觉得自己有罪。活着就有罪。
“什么时候？在哪儿？怎么死的？”
我想尽快拉近与父亲的时间和空间距离，通过克里斯蒂娜的嘴让父亲复活。
“他最后想看看西班牙……回来之后病情恶化……得了不治之症，癌症。就在这个晚上去世了。”
当然，最后是一句套话：
“他没受罪。”
哥哥去世之后才两年，父亲就去世了。享年五十四岁。
在心理治疗室的沙发上，我多少次请求不在眼前的父亲原谅。原谅他父亲对他造成的伤害，原谅哥哥把他从记忆中抹去，原谅我竟然对他妄加评论。
有谁关注过他的存在吗？没有。
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
毕加索和弗朗索瓦丝·吉洛生的儿子克劳德来了电话。自从1974年之后，他与妹妹帕洛马，还有玛丽-泰蕾兹·瓦尔特的女儿玛雅·维德迈尔一样都可以合法地叫毕加索，并以继承人自居。
“玛里娜，想不想来参加你父亲的葬礼？”
“我穷得一文钱都没有，怎么去？”
“我把机票给你寄去。”
巴黎奥利机场。克劳德来接我。一见面，他很不自然，我也挺尴尬。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他很奇怪，我竟然没有行李，身上只有一件牛仔裤，脚上一双靴子。这不是为赶时髦，而是因为自从哥哥去世后，我连最起码的必需品都懒得买了。
“明天，你去见一下泽克里先生，他负责处理爷爷的遗产事宜。他要给你一张支票。”
支票？什么支票？我不明白。
“在这期间，”克劳德接着说，“拿着这一百法郎。在巴黎身上不能没钱。”
他把我带回圣日尔曼大街的家。那是一套豪宅，在那儿我们要等其他朋友和一些我不认识的人。”
“路上还好吧？喝点什么？现在想看看你的房间吗？”
他们都非常热情，和蔼可亲。
“我父亲呢？”
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不过克劳德问我愿不愿意去一趟停放遗体的医院时，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隔了那么多年，我急不可待地想见父亲。
我想见父亲，可能是为了我，也是为了巴勃利托。尤其是为了巴勃利托，爷爷去世时，在生命圣母院他曾被拒之门外。
应该赋予他存在的价值。
父亲躺在白色床上，面孔有些抽搐变形。甚至在死亡之中我都感到他在受罪。我走近前去，把手放在他交叉的两只手上。可能我亲吻过他。
亲吻还是仅仅碰了一下？我已记不起来了，不过，在这间光线惨淡的房间里，我想确认一下，确实是父亲无疑。他活着的时候是那么软弱，离得那么远。
脸颊……手，冰冷。他给我留下的就是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