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克劳德告诉我要把我带到乡下的家里度周末。
“葬礼在周三才举行。到乡下去呼吸两天新鲜空气对你大有好处。”
他办事果断，有条有理。我怎么能拒绝？他以家长的身份行事。
然而在诺曼底过的这个周末给我留下的印象很不好。首先，我谁也不认识，觉得受到冷落，而且因为地方不够，克劳德让我睡到一间孤零零的亭子里，夜里吓得我直打冷战。
周日晚上，我们回到巴黎。在圣日尔曼-德普雷大街的利普餐馆吃了一顿死气沉沉的晚餐，他们说些什么我都不懂，然后回到克劳德的住宅。
“晚安，玛里娜。真希望巴勃利托在场。”
这是第一次谈到哥哥。他的自杀让人感到别扭。他的死法不合适。
西班牙的风俗把葬礼当作喜事办，借此机会多年不见的亲朋好友可以一聚。西班牙语称为“oportunitad”。晚上聚餐，每个人都在回忆往事。
“你还记得那一天……”
人们怀着无限敬意和崇拜谈论着毕加索。但话题不是父亲，而是爷爷。
“天才！奇才！”
大吃。豪饮。狂叫。
乱呼胡喊，开怀大笑，满嘴食物，挤鼻子弄眼，怪声怪调，乌烟瘴气。
丧事办完，告别了死者，明天这些人就会把父亲忘到脑后。
其中有一位叫比拉托，是爷爷的侄子。他走上前来在我耳边说道：
“你还活着，真好。”
帕洛马、玛雅、伯纳德,克里斯蒂娜和她的儿子伯纳德,我的同父异母兄弟……还有其他人，都向我围过来。
“玛里娜，坚强些。”
“玛里娜，你活得真不容易啊。”
“玛里娜, 你爷爷，哥哥，这回是你父亲……。可怜的玛里娜。”
可怜的玛里娜，现在大家都在关心你。
我存在于死亡之中。
第二天，巴凯·德·萨里亚克约我见面。他塞给我父亲留给我的一个信封，里面有一万法郎，还有一行哆哆嗦嗦的字：
“给你留下这笔钱聊以小补。紧紧地拥抱你。”
签名是保罗，简简单单的保罗。
“您父亲想亲手交给您，”萨里亚克解释道，“但是他没勇气面对你。”
我本来想说，无论如何我都不愿意接受父亲给的这笔钱。我本来……
何必呢？我已怨气全消。不就是一个装着一万法郎的信封吗。
最后一笔带有忏悔之意的钱。
克劳德为我的事忙来忙去。我是个外省人。他觉得在巴黎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中，指导我办事是理所应当的事。
“下午，你去见泽克里先生。他在等你，我给他打过电话。”
父亲去世了，现在我与同父异母兄弟的伯纳德，与他，与杰奎琳，玛雅，还有他妹妹帕洛马的身份一样，都是毕加索财产的继承人。他希望大家相安无事。
“你知道吗，我们也一样，也受了不少罪，吃了不少苦……”
大家都在一个锅里吃饭，他想把大家所受的罪放在一个水平线上，可是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失去了巴勃利托……
我不想回应。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摆平这笔帐的。我只有一个念头：快点跳出这是非之地，尤其是跳出这个以分赃死人为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家庭。
负责分遗产的公证人皮埃尔·泽克里先生如同所有的公证人接待权利所有者一样接待了我。
“保罗·毕加索与埃米莉娜·洛泰 (已与前者离婚)的女儿玛里娜·毕加索,根据无遗嘱继承法……”
我没听清他说了些什么，心里装的是其他事。来公证人家里时，一只靴子的后跟坏了，我没有别的鞋子可换。
我心不在焉，这些法律条款与我无关。
但有一件事情例外，信封里父亲留给我的钱还有泽克里先生给我的可兑现支票可以偿还玛丽-泰蕾兹·瓦尔特的帐，付清购买甲壳虫车最后一笔贷款，还可以……
没了，我没有其他愿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