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我陪受煎熬地坐在沙发上。这是最后一搏。我哭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只是觉得自己错了。
“我为什么看不到？……”
在我身后，响起心理医生的声音：
“看不到？清醒点……”
我不再说话。如何才能表达心灵深处的矛盾？悔、爱、怨交织在一起，理也理不清。
苦不堪言。
毕加索对自己作品之外的一切统统无动于衷，我怎么这么笨，这一点总搞不明白？他生活的中心不是巴勃利托，不是我，不是我父亲，不是我母亲，不是我奶奶奥莉嘉，也不是为他而死的女人。唯一重要的只有他的画，其他都不重要。为了创造，他需要毁掉一切妨碍他创造的东西。
“一张画，”他曾对《艺术画册》杂志的创始人克里斯蒂安·塞沃斯说过，“一般来说,一张画是各种因素相加的总和。而在我这儿，一张画是毁灭的总和。”
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理解，我们也在毁灭之列……
“大师不在。”
大师不可能在。大师不可能为了我们，也不可能为了其他受害者而存在。
我们只是其艺术剩下的残渣。
“今天就到这儿吧，夫人。”
父亲与我约定在儒安湾一家名叫“护航舰”的酒吧见面。他刚与克里斯蒂娜·波普兰结婚，我们曾跟父亲和她在厄尔河吉索尔附近的布瓦热卢城堡一起度过假，所以认识她。
我对她的印象很模糊，只记得她处事很小心，注意不在父亲和我们之间插一杠子。她很放松，可能有些无所谓，我们跟邻近农村的孩子一起玩耍，她也从不干涉：这些了孩子教我们在小灌木丛中抓鸟，与哥哥和我一起在谷仓和爬满常青藤的小教堂废墟上玩捉迷藏，这个地方是爷爷与奶奶奥莉嘉还相亲相爱时买下的。我们一起去鸡舍捡蛋，挤牛奶，喝冒着泡的鲜奶。我喜欢牲口棚里的气味，还有刚收割的青草的气味。我的手什么都敢摸：泥土、麦秸、小牛的屁股。我觉得什么都不脏。那些日子无忧无虑，爸爸也很开心。他常常开怀大笑，看到我们自由自在，自己也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心情格外舒畅。爷爷不在身边，没人管他。
克里斯蒂娜从来没把父亲理想化，好的坏的她都接受。她从来没有想引诱毕加索。当然，父亲没有自由，她很不开心，但是她知道自己什么也改变不了。她属于那种爱一个男人就接受他全部的女人。
护航舰酒吧。父亲已等在那儿了。他吸着烟，面前的烟灰缸已堆满吉普赛女郎牌香烟的烟头。他用手指打了个榧子把侍者叫来：
“一杯热巧克力，一杯可乐！”
热巧克力是给我的，可乐是给巴勃利托的。
“学校还行吧？你们的气色挺好……”
全是些应景的话，无非是“学校、身体、一周的计划”。
我们没有计划。
沉默，然后听爸爸说：
“我没空来看你们。我是从巴黎过来的。你们的爷爷需要画笔和其他东西。我不能不管……”
我们本来想谈谈他与新夫人生的儿子伯纳德。这是一个具有合法地位的孩子，和我跟巴勃利托一样，都是毕加索家的人。
他和我们都没好意思涉及这个话题。
他已经站起身要结账了。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沓钞票，从中抽出一张一百法郎的。发现那杯可乐巴勃利托一点都没动，他有些纳闷。
“别不喝就走，”父亲用责怪的口吻对他说。
巴勃利托拿起杯子，一口气喝了下去……跑向洗手间。他回来时，眼圈红红的，流着眼泪。他刚刚吐出的不是可乐，而是一个不知道疼爱孩子的父亲。
基督教中学最关心的不是收学生的钱，而是实施良好教育。莫诺牧师通知我母亲：因为缺乏赞助，学校要关门了。我们心里空落落的。以后怎么办？
母亲着急了。尽管与爷爷不和，还是给他写了信，说为了进这所学校，曾费尽周折。现在，她需要帮助。不管怎么说，他也应该为我们的教育尽点力。她张罗起来了，又给爷爷的律师安泰比先生写了封信，还请夏多布里昂学校的校长也给毕加索写信。他在班上给我们留下了位子，等爷爷的回话。
回话终于来了：
“去见我的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