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留下几千幅作品的评估事宜交给艺术专家莫里斯·兰斯。这些作品的评估价出来之后，毕加索博物馆馆长让·莱马里和多米尼克·博佐首先要从中挑选一些有收藏价值的油画、素描、版画和陶制品存入博物馆，因为根据继承法，国家有优先权。最后，为数众多的律师负责把这几千副作品根据继承人的人数分成相等的几份。打发了这些有名望的律师之后，杰奎琳、帕洛马、克劳德、伯纳德还有我最后才能动用所得的遗产，当然还要付清各自的遗产税，这些费用加起来，相当于爷爷给我们留下财产的一半。
我不愿意参加这场继承权大餐的最后收场。我再重复一遍，我对此不感兴趣，巴黎国民银行巴黎行长建议打开属于我那一份的毕加索作品时，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觉得自己已无力应付最后阶段的场面了。这个人让我和巴勃利托的心在滴血，我恨他，现在拥有他的任何东西我都觉得别扭。
把一个艺术家和他的作品分割开来，我做不到。
加州庄园也成了我的财产，连同那很长时间对我紧闭的栅栏门、让人透不气的房间。我不愿意要。我应该把城堡卖掉，赎回我的灵魂。
我曾试图出手，但没找到买家，只得作罢，可是总下不了决心在那儿安家。这座宅子太大，太沉重。地板的咯吱声、过堂风的呼呼声不绝于耳。也许是我忧惧有鬼魂出现，怕的不是爷爷的身影，而是毕加索的鬼魂。
加州庄园太大，大得瘆人，如同一切过大的东西都会使我害怕一样，这已不是一天的事了。我还记得在美国时，看到可口可乐盛在过大的杯子里，爆米花装在过大的袋子里，我都觉得不舒服。可口可乐、爆米花、过于宽畅的马路、空间、摩天大楼、美国汽车，甚至那边的天空都让我产生压抑感，让我晕头转向。
在精神分析治疗阶段，我明白了这种恐惧感来自爷爷，来自他在我生命中所占的过大的分量。
几年之后， 加埃尔和弗洛尔出生了，我下决心看看我的收藏。真是不可思议，看到摆在面前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我反而感到天旋地转，巴不得赶紧逃离。但凡有人请我参加有关爷爷的，我都不会出席。如果非要出席，我会五内俱焚，非晕倒在地不可。
根据扬·克鲁吉尔的建议，我把几幅画摆到戛纳住所。他是一位画商，也是我委托管理收藏的朋友。我把这几幅画反扣着，靠墙放了好几个月都没动，这间屋子我都不敢进去，因为这几幅画有太多的伤心事，让我无法忍受。
很多人问我这笔天上掉下来的财富对我意味着什么。我要拿它做些什么。
为了纪念父亲，我买了一辆125毫升摩托，一辆保时捷,因为这是父亲的梦想，后来买了一辆法拉利轿车，不过很便快弃之不用了。
为了纪念奶奶奥莉嘉以及她在医院弥留期间巴勃利托和我曾到那儿去探视她的那些日子，我做了一床裘皮毯子，以便重温她带来的温暖和慈祥。
还有，那些让我回忆起在儒安湾度过的童年生活的人，我送给他们冰箱、大衣、皮大衣、收音机、电视机、汽车……我送这些东西可能是因为在那时我们没有。
我还在昂蒂布海湾买了一座房子，后来送给了妈妈。
我欠她的。
这样做，我心里感到高兴。
这样做，也是为了补偿我自己。
最后，我还跑到世界的另一端去帮助胡志明市的困难儿童。
我欠他们的。
今天，金钱代表一种自由的工具。我有一辆汽车接送孩子上学，另一辆远行度假用，还有一辆4×4越野车，专门为了弗洛尔和她的未婚夫应急救援使用，他们俩人在瓦尔邦耐办了一所马术俱乐部。那些以为我会像亿万富翁一样生活的人可能要大跌眼镜，我在地中海没有游艇，出行从来没有租用过专机，不在豪华宾馆下榻，也不光顾可以出头露面的时髦俱乐部，从不涉足专为无所事事的太太们开设的茶楼。
我不属于那种有钱没处花的富豪。
我特别注意，凡是社会福利我都不想揩油，我不愿意享受国家社会保险，我为孩子们和我自己购买的都是私人保险。
这是最起码的人格，最起码的自重。
不过，在此，略过一段。谈金钱，没兴趣。
可能因为我有钱的缘故吧。
也可能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被遗忘在一位天才的阴影之中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