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把卢浮宫中的这些艺术品仅仅只作为一个审美的对象，作为审美经验及审美品位的具体呈现，那么艺术作品所损失的含义是可观的。当时法国皇室贵族积累下来的藏品不计其数，哪些藏品展示，如何展示，与哪些藏品放在一起，展示在哪些地方，对此如何宣扬……这些选择与判断至今仍在影响着博物馆的相关工作。在卢浮宫南侧三层大空间，法国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的历史画巨作被重点展示着，如大卫（JacquesLouisDavid）的《贺拉斯兄弟之誓》（1784～1785）、《马拉之死》（1793）、《拿破仑越过圣贝尔纳山》（1801）、《拿破仑为约瑟芬加冕》（1804～1807）、以及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1831）等。可见法国这个号称包容世界文化的国家，在自己的美术博物馆中并没有忘记特别突出自己历史的辉煌。这些作品体现了法兰西的民族精神，也印证了法国大革命以来走向现代的历史。他们永远陈列在卢浮宫里，成为吸引观众、游客和研究者的最重要的经典。这绝非偶发的行为，而是美术馆意志的体现，展示了收藏者（收藏机构）的文化立场及文化企图。博物馆意图传播的信息，在本质上并非是“中性的”。它恰恰是社会的产物，反映了我们所处社会的权力关系。美术馆传播美与文化，可什么是美，什么样的文化应当得到传承，美术馆的判断在本质上构成了文化特权甚至是经济特权。因此，美术馆也成为了研究权力和文化形式历史交错贯穿的最好场所。作为社会文化传播、传承与建设载体的美术馆，是一种公共的文化资源，在公共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术馆的公共性在此表露无疑。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一个美术馆时代已经到来。从全球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美术馆不仅担负着文化传承与交流的重任，同时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财富聚集地，国际和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之一。“西方文化之所以优势、强势，是因为西方的文化重镇和重点是美术馆，以及美术馆连带承担并高度发挥的社会教育功能。”（《美术馆面面观》，陈丹青） 美国哲学家亨廷顿（SamuelPhillips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一书早已尖锐地指出，未来国际间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更是文化领域的竞争。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精明的美国人早已参透了这一点，结结实实给全世界上了一课。我们都知道美国纽约是现代艺术的中心，我们也知道这个地位是二战后从伦敦和巴黎手中“抢”过来的。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