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乱花渐欲迷人眼——中国古代陶瓷上的“款识”
款识者，就是在陶瓷器物上用刻、划、印、写等不同的方法，记载制作器物的时间、地点、制作者的姓名、器物作坊的牌号、监制者的姓氏、定做该器物的顾主姓氏、堂号以及相应的吉祥符号等等，都是“款识”的范畴。如我们在前边所说过的唐代长沙窑瓷器上就有“郑家小口天下有名”，宋代磁州窑所制作的瓷枕上刻印的“张家造”，元代卵白釉瓷器上注明的“枢府”、“东卫”、“福禄”等标志性的文字题刻，都是款识的雏形。
我们知道，历朝历代的陶瓷其本身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但是通过这些“没有生命的物体”人们却可以探讨、追寻甚至把玩那个时期历史所反映出来林林总总、点点滴滴的线索和信息。其中可以反映出关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种种的领域以及它们的发生、发展和变迁，这些“信息”我们除了从陶瓷本身的不同器型、质地、釉色、绘画等方面获取之外，反映在陶瓷身上的文字、符号当然也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而且，从一件陶瓷的“完整艺术形式”上看，“款识”的出现，已经不仅仅是“信息的再现”，它完全可以看作是这件陶瓷作品上装饰艺术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时候甚至是其他艺术表现形式所不能替代的，这就是陶瓷研究者们一直以来把“款识”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之根源所在。
说到“款识”一词，其原本是指发生在古老铜器上铸刻的相关文字，“款”与“识”也是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款”——指字体凹入者，技法上被称为阴刻。“识”——指字体凸出者，称作阳刻。从陶瓷的发展和种类上看，其既有凹者也有凸者，而更多的是书写或矜印，所以一切表现在陶瓷身上的“文字”，通常都称作“款识”。
可话又说回来了，今天的陶瓷收藏爱好者们在欣赏某件瓷器的时候，除了看它的造型、釉色、纹饰、制作方法、实用功能之外，总要下意识地把“宝贝”翻过来仔仔细细的观察、品味一下“底款儿”（当然该器物如果有款识的话），眯缝着眼睛并摇头晃脑，似乎看到了诸如有“大明宣德年制”或者“大清乾隆年制”的款识，就觉得心安理得、坚信无疑了。却不知道这里边“学问”大啦，您看到的“款识”没准就是人家上礼拜刚刚“做”上去的，千万别使劲儿擦啊！一使劲儿保不齐就擦掉了。所以，这就需要您多少知道些瓷器款识方面的知识，在这儿我先告诉您一个“简单诀窍”，在陶瓷的仿制上不管造假人的手艺多高超，他也总免不了犯两种错误。一曰“过分”，就是我们常说的“戏演过了”。二曰“欠缺”，就是与古人的做法相去总要有些所差距。所以，在研习古代陶瓷艺术的时候，了解、认识一些款识知识，应该说也是鉴别陶瓷真伪的一个“必备”的常识。
“款识”之风虽很早就出现于远古陶器或青铜时代，但真正形成并鼎盛起来却是宋朝以后的事情，尤以明清两代居多。自打明初出现“永乐年制”这种极为罕见的官窑款识之后，各朝帝王将相的陶瓷款识便层出不穷、样式繁多，从明朝晚期到整个清朝，除了官窑款识之外还颇为盛行定烧瓷器的私家“堂名款”，所以我在这里用了“乱花渐欲迷人眼”这么一句有点夸张的话，来形容古代陶瓷制品上出现的款识现象。综观历代陶瓷的款识，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陶工款”、“官窑款”、“堂斋款”、“器用款”、“诗文款”、“吉祥语款”、“花押款”、“后加款”等等。
陶工款：中国古代的陶瓷器皿一般多属于日用之生活用品，部分可列为艺术品的范畴，但就其制作工艺和所谓“身份”来讲，与传统的书法、绘画相比可见其制作者名号的确实少之又少，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只有个别老窑上的单个姓氏，如“王”、“张”、“李”等，复杂一点的如前所注“张家造”、“裴家花枕”，明代德化白瓷人物瓷雕上的“何朝宗”、“林朝景”等字样。较有价值的是一些瓷器不仅注明了制作者的名姓，还写明了时间、供奉用途及所供奉的地点、神位等，典型者如烧成于元代至正十一年的“青花云龙象耳瓶”上的铭文，然而千百年来大部分陶瓷工匠们的付出和创造，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了“无名英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