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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窑款：一般是以书法的形式写于器物的底部或中心，宋代的个别耀州窑瓷器上曾有“大观”（宋徽宗年号，1107——1110）和“政和”（宋徽宗年号，1111——1117）印款，但较为规范的使用和对年代清晰地注明乃是始于明代，且一直延续到清末。从明初开始分别有：“洪武年造”、“永乐年制”（此两种年款极为少见）、“宣德年制”、“大明宣德年制”、“大明天顺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弘治年制”、“大明弘治年制”、“正德年制”、“大明正德年制”、“嘉靖年制”、“大明嘉靖年制”、“大明隆庆年制”、“万历年制”、“大明万历年制”、“天启年制”、“大明天启年制”、“大明天启年造”、“大明崇祯年制”、“顺治年制”、“大清顺治年制”、“康熙年制”、“康熙御制”、“大清康熙年制”、“雍正年制”、“雍正御制”、“大清雍正年制”、“乾隆年制”、“大清乾隆年制”、“大清乾隆仿古”、“嘉庆年制”、“大清嘉庆年制”、“大清道光年制”、“咸丰年制”、“大清咸丰年制”、“同治年制”、“大清同治年制”、“大清光绪年制”、“大清宣统年制”。在这些所谓官窑瓷器的记念款识上，虽然年代和字数多有不同，但字体本身的变化并不大，以楷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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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斋款：堂斋款又被统称为“堂款儿”，盛行于清代。中国的古代文人墨客历来有喜好自己的书房或斋号者，于是就沿用到了陶瓷之上，以为风雅。在官窑瓷器中有“慎德堂”、“储秀宫制”、“体和殿制”、“居仁堂制”等等，民间更是有以“堂”、“斋”、“居”、“轩”、“阁”、“楼”、“庐”、“山房”、“书屋”等冠名，不一而足。
诗文款：我国的古代陶瓷文化艺术，从史前的彩陶以流畅的线条装饰开始，一直到较为完美的人物、动物及山水绘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诗文书法作为装饰者，可谓一种新颖的艺术风格，且非常具有时代特征。典型的是唐代长沙窑器物上的诗词警句和后来磁州窑枕头上的“大块文章”。这些烧刻在陶瓷上的文字既可以作为独立的花纹装饰，也可以作为器物造型的某种陪衬，使得那时侯的人们在使用这些日用产品的同时，可以领会诗词警句的教诲，欣赏书法绘画的美意，真可谓“双重享受”，看来古人真的比我们会生活。
另外，在所谓“斋堂款”中还有一些是赞美瓷器本身的，尤其是青代的康熙至乾隆时期，王侯商贾以及文人墨客，总喜欢把精美的瓷器比作“玉器”，于是在定烧的瓷器中便借“玉”的美观对瓷器极具赞美之词，如瓷器上出现的“碧玉连城”、“昆山稷玉”、“奇石宝鼎之珍”等等，令人对这些陶瓷美器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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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语款：中华民族历来是非常讲究礼仪的国家和民族，从传统文化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境里，人们总是力求做到不逾越“礼制”且保持着雅儒而又严谨的风范。反映在陶瓷款识上，我们似乎更能看到受佛、儒、道思想影响的痕迹，这就是瓷器款识中的“吉祥话”，可以说它是陶瓷器物上比较活泼的“调节剂”，历来为陶瓷研究和收藏者所钟爱。
旧时民间有一个风俗，于年节喜庆之时如果嬉闹的儿童不当心打碎了一件瓷器的时候，长辈一般不作过多的嗔斥，往往附和一句：“不打紧的——岁岁（碎碎）平安！”即便心里边很是恼怒也只能如此了，因为这可能是人们公认的“逢凶化吉”的“解释”。于是，据说有人在年节送礼时就专门挑选那些带有“开片”的瓷器送到朋友或亲戚的府上，以示不等孩子们“失手”我这儿就先给您个“碎碎平安”了，听来颇有些喜剧色彩。这无疑也是人间崇尚的“吉祥寓意”而赋予陶瓷的一种“特殊”使命。
当然，人们更多的时候是希望在完整的瓷器上反映出“吉祥”的寓意，这就是所谓“吉祥款识”的出现。另外从古代人们的生活状况来看，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这个时期人们对生命、健康、财富以及家境的殷实都有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期待，于是明清以来陶瓷器物上普遍出现诸如“长命富贵”、“富贵攸同”、“金玉满堂”、“寿比南山”、“福禄寿禧”、“状元及第”等等。至于清朝末年的嫁妆瓶子上，更使直接地大字书写着“喜”，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我国民间社会民情风俗、生活习惯、趋吉避凶、驱恶杨善等宗教思想的具体表现。所以，这些赋有吉祥寓意的各类款识，当它完美而有恰当地表现在一件瓷器的某个重要位置的时候，难道它不是给了人们一种具有着“特别”意义的愉快和亲切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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