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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知不觉地滑到了1952年，一个名叫约翰.亚历山大.波普的美国人，进入了现代所有关注元代青花瓷器研究者们的视线。波普，美国佛利尔博物馆的馆长助理，也是一位中国陶瓷学的专家。这位年轻的学者，在认真地研究了当时已经藏入大英博物馆的带“至正铭文”且高大精美的“青花龙纹象耳瓶”（波普先生称其为“大维德花瓶”）之后，开始频繁地往复伊郎和土耳其两国，以这对“青花云龙象耳瓶”作为“理论的基石”，从1612年沙.阿巴斯国王遗留下来的，现存于伊朗阿德比耳寺的中国瓷器和十六、十七、十八世纪土耳其苏丹所收藏的，现存于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撒莱宫的大批中国瓷器中，共筛选出了72件极有代表性的青花作品，它们大多为器身高大，瓷器的绘画使用进口钴料，瓷器的釉色深沉，图案繁复、纹饰致密，给人以端庄雄浑的感觉。波普以这些瓷器为依据，系统而又科学地向人类展示了“至正型元青花瓷器”。并于1952年和1956年分别撰写了《十四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博物院所藏的一组中国瓷器》和《阿德比尔收藏的中国瓷器》这两本著作。就此，在这位波普先生的“严谨的学术行为”的倡导下，人类第一批成熟的青花瓷器被从明朝“剥离”了出来，时间定格在“元代中后期”。也是从这时候起，一股收藏和研究元青花的热潮开始了，其余温至今不见衰减，也才有了将近五十年之后的2005年7月，在英国佳士得拍卖行拍出了亿元天价的“元青花鬼谷子下山罐”，这么个“天字第一号”的亚洲艺术品。说道此，我还得念念不忘一个发人深省的细节：波普先生在将上述元代青花瓷器命名“至正型器”的同时，也“亲切”地称呼它们为“赍熙型器”。看来他是十分的“感谢”和“怀念”那个能让西方人率先把玩到“大维德花瓶”的始作俑者——吴赍熙公……
从元青花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元青花的成功烧造大概是建立在元“青白瓷”和以往磁州窑素胎绘画之基础上的。青花瓷器的制作方法是，用氧化钴为着色剂，在细腻白净的瓷胎上进行绘画，再罩上一层透明的“保护釉”之后，放进窑炉里以1200多度的高温烧成。这种瓷器的制作方法较以前的青瓷、白瓷或“影青瓷”要简单和先进，而且在市场上的利润空间很大。新颖的“钴料”可以在素胎之上随心所欲地描绘出各种花卉、飞龙、池塘鸳鸯甚至人物，使陶瓷画篇上的趣味性大大增强，所以是颇受人们的欢迎。另外，元朝时期“强大的外征政策”还是成功的，将这些大量的青花瓷器源源不断地输往海外尤其是波斯、伊朗、土耳其甚至更往南的爪哇、苏门答腊以及印度。而上述一些地区的质地良好的“钴料”又不断进口，使得青花瓷器的烧造就更趋“容易”，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生产链。
从中国古代的陶瓷烧造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所谓“青花”瓷器，肇始于唐而历经于宋。但是唐宋时期却没有真正的烧制成功，到了元朝中期的时候似乎是“一夜之间创造出了奇迹”，它一经“出世”便几乎就是个非常成熟的作品。然而入明以后在朱元璋“日月重开大宋天”这朴素的统治观念的左右下，强烈的民族意识指挥着这个时期的人们正在进行着一场翻天覆地的“灭元运动”，所谓眼不见为净，大到“国俗”小到“窑器”统统的以彻底粉碎、捣毁而后快，明初的朝野上下大概都想“忘记”这段历史且不留下“物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故宫博物院里那一百多万件的藏瓷中，却找不出几个象样的元青花瓷器的原因之一吧。所以，人们今天也就无法确切地知道，元青花瓷器烧造的繁荣局面到底始于何时？到底谁是它真正的缔造者？
从陶瓷的烧造历史上看，我们可以大致得出来的定论是，陶器的出现，为地球上诸多古人类的共同创造，而瓷器的烧制成功却是我们中国率先为世界作出的创举，后世个地区所有瓷器的出现应该都是“步华夏之后尘”，这一点的确是值得中华民族骄傲的事儿。尤其是国人在陶瓷的烧制中创造、总结出了“三大着色原料”，更为世界之先。这三种“着色原料”是：铁（氧化铁）——在高温下它能够产生青瓷中的青绿色，同时还可以“变换”出黑、褐色。铜（氧化铜）——主要是在高温下能生成“铜红色”，最经典的作品就是后来的“釉里红”瓷器。钴（氧化钴）——这就是能产生青花的颜料，在西方被形象地称作为“blue-and-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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