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学的兴起,发展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二王”传统的笔法,在沈曾植(1850—1922)的作品中,这种笔法达到了极致(图4-8-40)。方笔、侧锋与折笔成为引人注目的标志,结构与此相呼应,左右侧,棱角分明。作品中似乎滚动着强硬而不协调的声音,但大多数单字外形方整而大小接近,从而赋予作品一种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