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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艺术院长和艺术家的背后——潘公凯访谈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0-05-28 09:25:39 | 文章来源: 艺术中国专稿

一、兴趣广泛是我的特点

王瑞芸:你的身份比较“杂”。你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同时又是一个画家,一个画家当美院院长的情况在中国不算少见,但你涉及的领域比别人都多,比如你还是一个有份量的理论家,你出版的论文集《限制与拓展》,其中的学术含量很高。你又在近十年的时间中一直在建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理论课题--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理论建设工作,除了有你的研究生们参加,你还吸引了中国思想界的许多学者参与……除了这些,我才知道,你还是个非常不错的建筑设计师,专业水平,你做的一些设计被建筑的专业杂志介绍……你说过,你的一贯理想是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而且认为做人比做艺术重要,所以你才愿意去做各种艺术之外的事?

潘公凯:的确,我认为做一个单纯的画家,太容易了,因为只做一件事,很单纯,很快乐。而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却难一些。我是从小就养成了习惯,喜欢做各种各样的事,积累各种各样的知识,兴趣广泛是我的特点,所以什么事情都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因此,我现在做的事情确实有点实验性,就是想看看有哪些毫不相干的事情能同时做。我小的时候,比如说种花,我就很会种。我种过菊花,兰花,琢磨怎么种法才能明年开花……还做过嫁接,比如说桃树,一种桃树花不太好看,但它的属性很粗壮,而另外一种的属性比较细,但是花色比较好,我就把这个枝干接到那个粗壮属性的树上,然后让它长得粗壮,开出的花又是另一种树的花,比如说是重瓣桃花,而不是单瓣桃花……还种过葡萄,种过丝瓜,菊花是种得最多了。菊花非常容易种。

王瑞芸:种得都很好吗?

潘公凯:种得都很好啊,现在杭州还有我种的特别粗壮茂盛的紫藤,……我还养过鸡,养过鸭,养过兔子,养过蚕。还会用缝纫机,会装缝纫机,修自行车,当然不用说了,……会做木匠。用刨子了,用锯子了,我都很内行。我曾经跟专业的木匠比过,我做一个小盒子,他做一个小盒子,看谁的好,结果我做的小盒子比他的精巧,准确度比他的高,所以他失败了。

王瑞芸:那是什么时间的事?

潘公凯:已经文革后期,没事干的时候。我还做过收音机。电子管的收音机,那时刚刚发现播音的半导体,中国那时候其实并不落后,无线电小店面就有硅的晶体卖,全中国的小朋友都开始做矿石收音机,我也做了。后来很快就有二极管,然后就开使用二极管做最小的半导体收音机,可以做得特别精巧,放在很小的盒子里面。我还做过最小的电动机,只有这么一指甲盖这么大。

王瑞芸:那很厉害啊。

潘公凯:杭州第一个小学生做的电子管收音机是我做出来的,那是小学三年级,小学生还都不大懂这些事,但我已经做了电子管收音机,得了杭州市的少儿科技奖。我喜欢动手,一般做模型需要的电动机都是买的,而我的电动机是自己做的。我连万用电表都自己动手做,电表里面所有的部件如定子和转子等等全部用手工做出来,连刻度盘都是手工画的。做出来以后完全是好用的,就像买来的一样。

王瑞芸:你对这些全有很大的兴趣是吗?

潘公凯:……废寝忘食,特别的喜欢,我做过各种飞机模型,从手工的,到用橡皮筋的,再到用机器发动的……还做过各种船的模型,船的模型到后来是可以参加比赛的。比赛的船就不是好看而已,是要比速度的,里面装一个小的内燃机,还不是电子的,小的内燃机用汽油,螺旋桨转起来非常快,是在西湖里面比赛比速度的。那种比赛是用大概80米长的一根钢丝,把这个船栓着,然后湖中心有个岛,船拴在钢丝上,就围着岛转,看谁的一圈转得快,但是又不能翻掉。我还做过其他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做过金属上写字的玩意儿,用电花火的原理,是一种振动的方式,可以在金属上用电火花写字……就是这样,做这个做那个,做各种电动磁铁,做各种线圈,做各种收音机的天线。我还做各种灯具,我父亲用的台灯就是我做的,我父亲用的台灯买来的不行,因为台灯照的面积很小,他需要它照的面积宽,我就用日光灯做了台灯,那么长的台灯,当时做的条件极差,也找不到木头,在极差的条件下做了那么一个台灯,把可以找到的东西全部拼起来……所以我家里是什么工具都有,锯、刨,焊接枪的各种老虎钳,各种磁铁、金属片,各种刀,各种镊子,各种电线,各种锡包线……

王瑞芸:你还要读书呢?

潘公凯:是啊,书当然也读,而且读书的面很宽。同时我还参加一些美术小组学习,同时还得写字临帖。所以我从小就跨度很大。我上的小学是一个实验小学,那个小学是专门给人参观的,学生都是从杭州市挑出来的,成绩特别好。我当时在小学里面属于那种要争全优的学生,就是所有的功课都要最好,连唱歌也要好,连体育也要好。小学生没有什么运动会了,中学生就有运动会,中学生运动会我是跑800米,然后是丢铁饼、游泳。唱歌虽然嗓子不好,但是音很准,音乐考试成绩也就很好。我乐器只会一种,吹口琴,吹得还不错,反正到可以上台表演的层次了。那时我就是抓老鼠也比别人抓的多。我还会给同学剃头,缝被子……反正就是面特别宽。面宽的好处就是说,这些知识到后来都有用,所以我现在是对学校的各种事情,我好像都懂,种树我就知道树怎么种,怎么施肥怎么挖坑。建筑材料我也知道,石头材料什么样,钢材料什么样,做出来效果怎么样,膨胀系数怎么样,隔热性怎么样,这些都知道……我看无线电的电路图一点问题都没有,在很复杂的情况下,我就根据线路图可以把东西做出来……如果没有文革或者说如果不去学美术,我应该成为一个科学家、工程师,或者建筑师。所以现在有关建筑的事情我一听就明白,其实里面的道理一点不复杂。就是在初期的中小学学习的时候对于物理方面的一些基本原理,后面的发展当然越来越复杂,但基本原理比如说金属的性能,延展性,刚性,重量,可塑性,受力,杠杆,这一类的东西总是一样的。因此我现在说想做个建筑,不是说我嘴巴说说,别人帮着干而已,我是自己动手从头干到尾,我是正儿八经干一个建筑师的活……所以我为什么希望需要有专业角度来做,比如我做美术史我就希望我做成专业的,做成最好的美术史,如果我一涉及到现代心理,我就希望做到专业的现代心理,不是涉及,而是正儿八经做这个题目。

王瑞芸:你真能把什么都做到专业水平啊。

潘公凯:是企图,做到专业水平,而且我希望是专业水平中最好的。这个要求就不是什么业余,不是客串。比如说“中国现代美术之路”开的几次研讨会,我邀请的主要都不是美术界的人,都是搞思想、搞哲学的。那么这个几次研讨会开过来,那些文化思想界的学者们都很惊讶,说美术界里竟然有人研究这个东西,竟然跨学科跨这么远。那么他们在跟我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是把我看成不仅仅是一个画家了,就是专门当成一个比较同行的人来讨论待。我希望研究任何一个东西都要深入到它的里面,而不是玩的。我觉得这样才是真功夫。再比如做建筑,以前是有点涉猎,当过几次甲方,会看图纸,跑工地,我现在是在这个领域真的把它做到专业水准。现在比如说我要设计楼盘,那才是真干活……

王瑞芸:他们把你当成真的建筑师在用嘛。

潘公凯:我是真的建筑师,就像美院设计教学楼的内部装修这件事情,那个项目到扩初方案真的是从头到尾是我一个人设计下来的,而且我不拿设计费,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好,但是他们都认为我肯定是有助手的,你一个院长自己没助手怎么做得出来呢。别人不太理解的嘛,因为这三个展示空间设计中牵涉大量的专业知识与尺度把握,一个人不可能知道这么多嘛。

王瑞芸:你恰好懂设计,如果不懂设计怎么做这个院长?

潘公凯:如果我不懂设计,那么就是处理事情的质量下降,当院长的质量下降。整个工作质量下降。

王瑞芸:在整个美院格局中,总有你不懂的部份吧?比如你不会做电工吧?

潘公凯:我有时候自己管不到的地方质量就低一点。但凡是我能做的事,我会尽量做好。我做事情有个毛病,就是喜欢做得最好,我基本上是做不到最好就难受。所以我做得很辛苦,工作量无限增加,别人也不见得看得出来。就算逐步知道了一部份,看到学校真的办起来了,看到这个房子盖起来了,而这个房子是怎么盖起来的,这个学校是怎么办起来的,这个大家是不追究的,因为学校自然会办的,房子自然会盖的。谁会有兴趣后面的事呢。可是,虽然大家都在盖房子,而我们的房子盖得好,又便宜质量又好,全世界都说好,就是我们的教学楼,所有人看到都说好。为什么中央美院学生反应满意率第一,教育部方面官方评价也是最好,为什么能做到最好?实际就是靠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做出来的。只要某一个环节不去控制,就好不了。就是这么回事。我如果只要做到中等好,我可以基本不干工作都能做到,我只要动动嘴,隔一个月开个会可以做到。但是我不愿意这样做,我要做到最好,做到最好很多事情要自己担起来,美院的很多项目是我自己去承担关键的实际操作,因为很多事情,我亲手做比请人做的效果更好,更省钱。

比如,美术馆做画柜。若请人去做,那么先要请人设计,然后又得把财务的人找来商量,这个设计费该怎么出?还得讨价还价,一个说要两万,一个说我只有八千,然后折腾来折腾去,就算设计费好不容易解决了。可是请人做出来合适不合适呢?这个标准怎么判断呢?这又得找管理员,可是管理员意见有时候也不一定对。搞保管的人有搞保管人的意见,搞设计的人有搞设计的人的意见,他们三方四方就开始开会讨论,于是讨论、改,改、讨论,反复定不下来,最后只好找到我这里。我就去看,我去了用不多的时间就可以敲定,因为我比较懂嘛,中国美院那边的古画的藏画柜就是我画的图样,我找木匠做的,大家用得特别满意。这个过程如果照常规走下来,到最后柜子做也是能做起来,但是这个事情、工作量就增加了几十倍。你说它不发展吧,也发展了,但速度就很慢,质量好也好不到哪去。那么我现在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比如说一开始就来找我,说这个怎么办?没几天时间了,要做还是不要做?我问清楚时间,算算请木工大概多长时间,油漆刷刷多长时间?好,时间来得及,我给你画个图吧,然后你找谁谁,哪家的木工比较好,报很高的价不要接受,那是骗你……然后我画好图,他照了我说的去找木工,谈价钱。这样的话,比如说原来折腾三个月还完不成的事情办起来利索多了。我们当然也要碰好几次头,但是每次十分钟或者三分钟。但是其中有一次我必须到现场去,现场有时候去一次还不够,我得自己量尺寸,还得亲自看柜子这样摆还是那样摆好。用这个方式,最后做的东西是又便宜又好。首先设计费是不要了,第二我知道什么材料是最便宜的,我知道这个东西成本费大概是多少?工本费大概是多少?叫什么样的小工来做是比较合适的。我这样做了,有的人还会不满意。比如说保管的人,小姑娘,说这个东西做得这么高够不着,能不能柜子做得低一点?我说不行,因为柜子做低了,上面空间不利用,整个库的藏量就会减少一半?那我怎么办?这个梯子太危险了?我说你放心,你到什么店里面买什么样的梯子,这种梯子是专门给图书馆用的,很稳的,多少钱一个你去买,她就没有意见了。

像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不亲手做,事情就会拿去讨论,一个说要矮,一个说要高,然后就开始争。这样的事情每一个细节都是可以讨论的,每一个事情都可能造成悬而不决,决而不行。那么我这样做了,反过来也是有弊病的,就是叫做你一个人说了算,你不徵求大家的意见。我是因为态度比较好,我如果态度稍微凶一点,肯定人家说你一言堂,专制。我是因为态度比较和蔼,没有人说专制。美院很多事情是这样做起来的。所以我95%的时间在处理这些事情。而我做事的方式总是,我一定会给别人特别具体的回答,就是这件事情究竟怎么去做,把它最终做成。我绝对不会一件事情到我这里……啊,那么商量商量,讨论讨论,开一个会。当领导比较省力的就是开会,开会之后把这个任务布置下去,然后检查,这个就是比较省力的做法。我不是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我都不用开会。我是布置工作的人也是我,最后去干活的人也是我,检查的也是我。客观上,所有无穷无尽的事情锻炼了我的工作能力。

王瑞芸:关键是,你对所有的经历,所有麻烦细小的事情是接受,你不排斥。

潘公凯:而且我不是接受,我是主动的去做,我一直在主动的去做。我没有把这些看成是一种特别付出,是委屈、牺牲我一点都没有。

王瑞芸:你对家里的种种事也会尽力去做吗?

潘公凯:是啊,包括家里的事。我的兄弟姐妹们也都是非常非常善良的人,他们会对我说,算了,做得差一点就差一点吧,但是我就是要去把它尽量做得很好。

王瑞芸:你一向如此?做了每件事情的时候你都是认真的,用心的?

潘公凯:而且发挥创意要做得好。通常说,对自己的事情我比较不着急做,但是公家的事情我会去争,不管多麻烦的事情……为自己的事情也不是排斥,不想做,而是觉得公家的事情比自己的事情重要,那么公家的事情先做,等公家的事情做完,自己的事情往往就没时间了,常常是这样的。但是反过来就是说,我因为公家的事情做的好嘛,大家还是有点公论的,所以自己的事情自己不去争取有时候自己也会有,比如说系主任,院长会找上你,说你能干,找你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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