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范先生藏品）这是个一亿五千万年前的一个完整的恐龙化石，这个是地质学上的侏罗纪化石。上面这个龟化石也有一亿年。我为什么把它们放在书房？我看到它，我就想到了，人生短，艺术长。我想到人生这一世远不如飚尘。什么是地久天长？什么是烟云过眼？什么是你的生命的价值？什么是微不足道的追逐？都可以从这得到感悟。一亿五千万年，什么概念？六千万年以前，恐龙基本上绝迹了。就在恐龙绝迹以前，九千万年，这个恐龙在世。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年代的久远，我们怎么能够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怎么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消耗在一种无聊的是非乡。

张公者：您很少参加美术界活动。

范曾：因为画家聚在一起，这个场呢，一个人身上如果冒一点俗气，这个场荟而萃之，能把一个人轰出来。

张公者：汶川地震您捐了一千万给灾区，感动了无数人。

范曾：我当时在法国参加联合国的一个会议，联合国的会议有我一个讲话，而且就是（2008年5月）21日。我记得那次会议是捐款会好像是18日，我16日赶回来。我怎么知道的呢？是朱军给我打的电话，朱军讲文联希望我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并希望我讲话。我说我立刻回来，买了飞机票第二天就回来。16日我回来了以后，朱军就来商量捐款这个事情，我说现在你认为捐多少为好？他说，捐个一百万吧。我说太少。“二百万？”我说不行。“五百万？”我说也还不行。“八百万？”我说离一千万还有两百万，那就一千万吧。大概决定的过程就是这么短的时间，然后我就给楠莉（范先生夫人）打电话，她当时在外国，我说我捐一千万，她说“好！太好了！”第一个字回答就是好，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张公者：您没有和其他的捐款人作比较（捐款额）？

范曾：没有。这个不想比较。捐款以后，我谢绝一切媒体对我的采访，说人们在痛苦中，我们这是应该做的事情，做完就行了。我在国内没有会见任何记者来谈这个捐款。我很快又到法国，我20日到巴黎，21日在联合国大会进行讲演。联合国大会非常友好，就在那现场起立，为中国汶川地震默哀一分钟，我很感动。当然，我最后讲演提到，说我在讲演的时候，我们祖国汶川的同胞正在受难，我感谢诸位对他们的哀悼。我讲的时候眼泪快要流出来了。可是我最后眼泪也没流出来了，因为我会克制。汶川地震捐款大会的电视，大约周围人都会哭得很厉害，我就不会，能克制。当时有个特写，我眼睛里泪花在转，但不会流出来。因为男人不需要流眼泪。我曾经讲过，一个男子，一个纯粹的男人，一辈子只许哭两次，一次是母亲将死，你可以痛哭于床帏之前；国之将亡，你可以痛哭于九庙之外。其他的时候都不值得哭。我祖国需要男子汉的铁肩，需要的不是眼泪。这是我经常勉励自己的。当讲完以后，在法国华人圈相当地轰动。新华社的人都来访问我，顺便就问起来汶川地震捐款的事情，我说这次捐款一千万，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消息一个乞丐捐了30块钱，我说他捐的东西也不比我少，还有大的企业捐几个亿也不比我多。在这个时候爱心是相同的，无论钱的多少，我也不愿意和任何一个人比较，这就是我的性格。你们从来不会看到我在任何场合和别人比，这不是我的为人。

张公者：您是在国际上有很大声誉的中国画家，您有很好的条件在国外生活，为什么没有选择在国外生活？

范曾：在国外我感到很孤独。孤独的原因，一个是没有对话的人。而北京，它是个首善之地，这里面藏龙卧虎，各个领域都有杰出的人，可以和我交谈、进行思想交流，有时很多智慧的火花在这个交谈中会迸发出来。这种快乐对一个重心灵而不重物质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国外生活当然可以讲是非常好。可是，这个好，对一个生活在心灵中的人来讲，它是一个身外之物。回到祖国以后，我有我尊敬的师长，我有我心爱的学生，我有很多各界的朋友，从影视到体育、到文学、到艺术，各个领域的最杰出的人物都愿意到我家里来。当然这些人，都是在各自领域做得非常了不起的。我曾经和杨振宁在新加坡科技大学，两个人同台做过一次谈美的报告。我和陈省身先生在南开大学也同台做过一次演讲。另外，像有些科学家也愿意到我家里来，如大数学家丘成桐，我愿意听他们讲。听他们讲有什么好处呢？虽然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可是我可以提出问题，和他探讨。这些问题哲学上的意味是什么？中国古代的感悟哲学，在哪些方面走在西方实证科学的前面？中国古代的哲学是一个不求实证但求感悟的哲学。西方的哲学可不行，西方的哲学不然。科学有多高，哲学就有多高。西方现在的哲学家也无事可做，因为他们科技太发达，科学最多也还是在时空里发生的一些变化。可是时空的问题，科学家在这里实证了很多哲学家想不到的事情，这个就是我所愿意和西方的科学家谈谈话的原因，包括像丘成桐这样数学方面的杰出人物，他是杨乐介绍的，杨乐是我中学时候低一班的同学。杨乐写了一封介绍信，这篇文章在上海《社会科学报》都登载了，而且登在第一篇，这是郭长虹整理的，当时他在。我不感到寂寞，冯骥才叫我享受寂寞。我说你自己不是喜欢热闹吗？

张公者：冯先生很忙的。我也去采访冯先生，他秘书说只给我半个小时采访时间。

范曾：享受寂寞，这是你在繁华过去以后一种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需要。至于讲能把这个寂寞当作是享受内容的话，这个可能很高深。禅的本意就是沉思。那么对我这种艺术心灵生动活泼的人，可能是不太合适的。

张公者：祖国对您意味着什么？

范曾：在文联的一个新年的联欢会上，叫几个名人讲几句话。我说“我分担祖国的痛苦和灾难，我分享祖国的光荣和尊严，因为你的名字叫中国”。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今天，一百七十年来，受尽了蹂躏。我国所受到的欺凌是深深刺痛中国人心灵的，尤其是敏感的知识分子。因此对祖国的每一次的强大，我们从内心能够由衷的欢欣。神舟六号，费俊龙和聂海胜在天上，他们是半夜回来的，我一夜没睡，就等着他们回来，一直等到四点多宣布神舟六号胜利完成任务，我才睡。后来聂海胜和费俊龙和杨利伟到我家里看过我，那么我非常高兴地接待这些民族英雄。同样神舟七号，我在一次宴会上，我给陈炳德将军讲，像费俊龙和聂海胜一样，我一个人送一张大画给他们。他说，好，那我就向他们宣布，没问题。因为我想，我的艺术在这个时候能带给他们的可能是知识分子的感激和一种感动。在这个时候，它是无价的。我想中国现在遇到前所未有的好时代，你们都生活在幸福之中。过去我们的磨难和痛苦已经过去了。其实贵刊那篇文章的一个恶毒之处，就是讲，我在“文化大革命”里头斗沈从文，这完全是荒谬之说。过去已被历史博物馆的老人们批驳得体无完肤，而且我也有文章，《忧思难忘说沈老》，很清楚。还有他讲的非常污秽的话。讲我外靠奸商，内靠官僚。我既不靠官僚，也不靠奸商，我的艺术是一个自在之物，它的神圣性是我内心的灵智之火，我怎么会把自己贬成这个地步，完全是荒诞的。而且这个谣言所从来远矣！过去Huan某因为在政协会上讲，我大为震怒。从此不理Huan某。后来终于追根溯源，是某公在南京有一次开玩笑说的。某公也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他这个人比较随意，有时开玩笑很离谱。这个人已经故去了，人已故，今非昨，不必抓住他不放，而且也是我的一个朋友，这也不能构成他的一个诟病。因为他讲的胡话太多，在一群胡话里面，这个话就不太突出。而对于我，这样写文章的人，这么讲究文辞的人，就很莫名其妙。像这种无耻之说，对我伤害是很大的。但是我有个大的名望压着，没起什么作用。

我觉得文艺界有的人气量是很小的。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得罪了像Huan某这样的人。也许我的文章，或者说也许我在谈一些道理的时候，批评一些现象时，他就自己对号入座，他就咬牙切齿地骂，就在吴祖光先生的家。吴祖光先生是对我非常好的一个老人。吴祖光对Huan某讲，他说你能讲一件范曾很不堪的事情，我就听你，他没有，一件都没有。Huan某你干吗这么恨呢，这真是莫名其妙。佛家把这种叫无明烦恼。这种情况在知识分子里经常有。其实要谈艺术，你再评高低，没关系，因为艺术它自在。你附加很多东西来评艺术，那并不能证明艺术。

张公者：请谈谈对待师长。

范曾：我觉得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写过一篇李可染先生的文章。李可染先生这篇文章，当时是小可到我家里来请我写的。我说好。这篇文章后来影响比较大，后来《人民政协报》也全文转载，很多的书刊都转载出来。我们在生命的历程里有很多需要感激的，“平生多感激”。在你前进的过程给你知识、给你援手，给你帮助的，你都应该记住。这种感激之心很重要。所以讲，我们要感激父母亲，感激祖国，感激我的师长，感激一些在我困难的时候援之以手的朋友，这些都是人生难再。离开了这个时间、条件、地点就不行，都要记住。我们要对人或事情有敬畏之情，比如说这个人的确学有专攻，你就应该欣赏他。一个能欣赏别人的人，是非常难得的，有这样的胸怀很不容易，甚至你可以欣赏敌人。像项羽在鸿门宴上看到樊哙进来，在盾牌上生猪肉“哗哗”地切，剑将肉送口就吃，项羽站起来说，“壮哉，勇士！”欣赏敌人。有这种胸怀，那是很不容易的。要有敬畏，敬畏包含着你对学有专攻的人欣赏。另外一个我们还要有一个恻隐之心。对社会的弱势群体，对生活在贫困边缘的人群，或者孤立无援的一些人，都要心怀恻隐之心。这个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怀有恻隐之心能不能保持付诸自己的实践，这是一个过程。过去好像王阳明讲，一个小孩掉到井里，大家第一反映说，“啊，救啊”可是以后的表现不一样了。有的人就拿梯子派人救，有的人看看之后走了。有的人根本就不关心。有这种恻隐之心，就近乎佛心，就有广大的同情，有广大的悲怀。

另外，作为一个中国人，真是需要有赤子之心。我们不要看到现在的一些国外人对中国好，因为中国富强了，有钱了，都想分中国辛勤劳动的积累一杯羹，把中国当冤大头。我们也想想，你们的列祖列宗，对不对得起中国？我们的圆明园，就是一把火，烧毁了中华民族璀灿的文化。当时法国是拿破仑三世，英国是女王。当时这个侵军客舰队队长希望雨果写篇文章，歌颂那次远征。结果雨果来了一篇非常不可思议的训斥，他说你们完全是两个无耻的强盗，这两个无耻的强盗一个就是拿破仑三世，另一个就是英国女王。对东方这座神圣的公园，一个万园之园，你们给毁坏了，就像古希腊帕特农神庙一样。这么无耻的事情还叫我歌颂？法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心是相通的。我们不把外国人都看作是最坏的。我接触了很多法国人，对中国人也是非常地友好，包括联合国。他们就是授予我联合国教科文特别顾问，授予我红色护照。其实我想这种来源于什么？来源于我后面有强大的祖国。他们也不是随便说说，他们也要得到我们文化部的回函，文化部有很热情的回函，认为范曾先生是当今中国文化一个杰出的人物，希望他在当联合国的多元文化的科教文特别顾问中，作出他的贡献。如果讲不是一个强大的中国，他怎么会把这么巨大的荣誉给我？不会的。我想我今天跟你所谈的，都是由衷之言。

张公者：请谈谈您的爱情观。

范曾：这和书画有关系吗？

张公者：是您说的，就与书画有关系（笑）。

范曾：我想爱情可以从大的方面来看。爱情对每个人都适用的概念。因为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爱情的方式。可是有一点是普遍性，什么叫爱情？就是这个人使你刻骨铭心。如果讲不是这样的，或者是金风玉露一相逢，这样的不叫爱情，其实那个叫游戏人生。另外曾经有过爱，可是遇到背离的时候，这种痛苦的伤痕在心里是很难磨灭的。我曾经在一篇散文《干一杯，再干一杯》里提到一段，我说当时我们都去干校，小伙子都在谈恋爱，前前后后收到女友绝情的信。我就带了一群年轻人，带着我们珍藏的照片和所有的信件，全部拿出来，到湖边去，我们买了很劣质的酒，因为当时没有好酒，也没有钱，就是一块三一瓶的白薯做的酒。我们把所有的信件都烧掉，我们举起酒杯对着茫茫大湖，莽莽苍天干杯，为了爱情的死亡，爱情已经死亡了。这个不叫爱情。我是这样来看待爱情的，其他的就不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