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间对此的解释大概有两种：其一为清廷入关肇始无暇顾及瓷器绘画上的题材，待统治者真正“领悟”到了这些作品“内含”或“隐喻”的时候，只能是继承事实了。另一种说法是满族人来自关外，意识形态上落后愚顿，对这类题材根本就“看不明白”。于是明明人家是在“骂街”，自己却当成“玩意儿”且乐不可支，用今天的话说整个就是一“傻冒儿”。我以为这两种说法都是谬误大矣，都多少有点“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思维方式。试想这类题材如若出现在明朝中叶，那可是万万不可以的，不知要有多少工匠和策划者得为此人头落地，或根本也流传不到今天。而清初的统治者确实就是“视而不见”了，这恰恰说明了历史上的顺治皇帝和他的摄政王多尔衮的确实行过一段“仁政”，并堪可为后人赞赏。
顺治皇帝福临，生于清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卒于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年仅24岁。然而这位“冲龄登极”的少年天子绝非等闲之辈，作为大清朝的开国皇帝，为了统治当时世界上这个最大的，战火尚未熄灭、财政如此匮乏的国家，以他瘦弱的身躯承受着太多的责任、太多的期待和太多的压力。福临“亲政”之初就已受到了良好的儒学教育，且他本人又是个极聪明、极刻苦的人，曾苦读九载，几度呕血，使得他不仅精通经史子集，且了悟儒释真谛。他的书法、绘画尚有珍存，至今仍被好古者叹为稀有。此外在顺治皇帝和摄政王多尔衮的身边，还有像范文成（范仲淹之后代）这样“国学大师”级的谋士，他们焉能看不出瓷器上“秋叶题诗”之类的不满情绪？这种把戏岂不是太小儿科了吗？所以，对“秋叶题诗”之类题材的视而不见的背后，其实是倒是反映出了某种博大的胸怀。对国民百姓来讲，这时候的政策较晚明时期的苛政已经是“幸莫大焉”了。或许顺治皇帝知道，处于战乱时期的景德镇瓷业需要在艰难中“复兴”，无谓的剿罚和杀戮对社会的发展丝毫没有益处，至于“文人的宣泄”也不过就是“文人的宣泄”，还能怎样？果然我们在顺治后期和康熙初年几乎就再看不到这类“悲秋”的题材了，映入眼帘的满是“渔樵耕读”、“凤穿牡丹”、“四妃十六子”等吉祥图案。说到此我以为，抛开近年来各种影视剧中的“戏说”成分，就对待清朝开国之初陶瓷烧造的态度来看，多尔衮和顺治着实算得上“爷们儿”了，而且具备了一定的征服者的“魅力”。
顺治朝由于历时甚短，遗留下来的青花瓷器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都不是很多，且处于明清的过度阶段，所以瓷器上的许多纹饰特征与明末的天启、崇祯青花瓷器上的风格颇有些相似，此乃在所难免。其实历朝历代的更迭，不过就是政治势力和权利机构从A向B的转移，那么作为陶瓷就很难能够在一夜之间具体地体现出A和B的“分野”了，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总有人把清初的瓷器说成是明末的产品，把明末的产品认定是清初的瓷器。不管怎么说，顺治朝的青花瓷器虽然粗糙并多少带着些“传奇色彩”，但必定是大清国二百六十七年瓷业的开端之作，为后来者的再创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