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作家约翰·沃尔弗干格·歌德说过：“要求艺术家道德，等于砸他们的饭碗。” 作家、艺术家以艺术创造为其崇高使命，一切有碍于完成这一使命的束缚都被摒弃。 芸芸众生的道德并不为他们所看重，更不可能成为其行为的准则。他们拓展自己的生命活动尺度，无论何时何地，他们总是听从内心的召唤，追求随心所欲、自由无羁的生活。 毫无疑问，为了艺术创造，他们想要享有绝对的自由，抛开一切限制和束缚，随心所欲，以为这样才能创造出最优秀的艺术杰作来。 但作家、艺术家也是人，是在现实中与他人一样生活着的人，虽然他们自视甚高，甚至唯我独尊，但他们同时也不得不认识到，他们与大众有着不可改变的类同性，有着同样的生理结构与功能，雨果曾在诗中这样写道： 我思索时，是作家，是神灵。 但头痛时，唉，却是常人！ 然而，他们常常忘记这一点，认为他们是艺术的创造者，在艺术创造上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以为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该享有同样的自由，可以随心所欲，*不羁，全然不顾天伦、人伦，不顾及生理的极限，沉溺于美酒、*、毒品、狂欢和各种反常变态的生活。 法国作家莫泊桑像他的老师福楼拜一样奉行独身主义生活，但这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为艺术创造而彻底献身，而是为了可以摆脱他所认为的家庭的束缚和婚姻的陷阱，更为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去轮流追求他所爱的人。不过，莫泊桑的确把大量的时间和生命用于艺术的创造，一生创作甚丰，有三百多个短篇，六部长篇小说，三部诗集，一部论文集，还有杂文等。 莫泊桑13岁时便模仿成人和一位名叫约翰娜的女孩子在秘密处*，共享性的*之乐，并以他们的*为题赋诗一首，给福楼拜看。福楼拜看过之后，说他喜欢莫泊桑诗中表现的*的自然生活情趣。14岁时，他与表姐关系暧昧，并给表姐写狂放大胆的情诗，结果被学校开除。 在鲁昂中学就读时，莫泊桑已经开始到青楼妓院去开眼界，20岁起在巴黎成了妓院的常客，有时甚至以妓院为家。莫泊桑不仅喜欢到妓院寻欢作乐，也喜欢各种其他娱乐，他常与四位亲密伙伴在塞纳河上划船，船上自然少不了女人。不过，作为“舵手”的女人，他们每次只请一个，五人共同分享所请到船上的女人。几乎每个周末，他们都要更换“舵手”，另请“高明”，不过也有运气好的女人，碰巧让他们喜欢，便会在船上多待些日子。有一位名叫“苍蝇”的女人，颇受他们的青睐，在他们的船上做“舵手”达数月之久。 他们如此迷恋这位叫“苍蝇”的女人，是因为她不但娇小活泼，而且放浪形骸，疯狂而大胆，乐于尝试一切变态的寻欢作乐行为，她满足他们所有令人心惊肉跳的性要求。 三个月一晃过去了，“苍蝇”有了身孕，谁是孩子的父亲根本无法确定，他们五人中的每个人都曾与她共度*时光，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孩子的父亲，于是，他们五个人在商议后决定一起来做孩子的父亲，担当起做父亲的义务。“苍蝇”喜出望外，不料后来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胎儿早产。“苍蝇”悲痛欲绝，为了安慰“苍蝇”，他们五个人竟向她保证，一定要让她再生一个他们的孩子！莫泊桑曾根据这段经历写了一个短篇，栩栩如生地表现了他们的这段经历。他还根据自己其他的生活经历写出了小说《一次郊游》、《保尔的女人》等，他完全按照自然主义的创作手法来写，生动逼真，并特别注重细节描写。这些小说在中译本中都未收入，因为文字不雅，情节过分刺激，格调低下。 莫泊桑不仅写小说，还写剧本。第一个剧本是由他执笔与朋友们一起创作的，剧本名叫《玫瑰叶土耳其楼》，他们还排演了这出剧。莫泊桑曾将这一事件写信告诉了母亲：“亲爱的母亲，我们——几位朋友和我——即将在勒鲁瓦的画室里演出一出绝对淫猥的戏，福楼拜和屠格涅夫将要出席，不用说，这是我们的作品。”
剧本的情节非常简单，写的是一对年轻的伉俪自外地来到繁华的巴黎，想找一家旅馆，结果却误入了一家妓院，通过这对夫妇在妓院里的亲身经历，展现了这家妓院的各种各样的*场面。这出剧演出时，在座的不仅有福楼拜、屠格涅夫、龚古尔，还有一些法国文坛的名士。这出剧正如莫泊桑所言，是一出“绝对淫猥的戏”，而且恶谑之极！福楼拜看了之后，笑得前仰后合，赞叹道：“真新鲜！” 莫泊桑做什么都从不顾忌是否合乎道德，他总是想怎样做就怎样做。为了寻找刺激，他变着花样取乐，在海军部工作时，他和一帮年轻人建立起一个群居营，起名“芦笋国”，莫泊桑任“芦笋国”的国王，终日寻欢作乐。 莫泊桑喜欢给人以意外之喜或意外之惊，在两者之间他更偏爱意外之惊。 在沙泰尔雍镇温泉疗养时，他认识了两个俏丽美艳的寡妇，他与她们厮混，寻找刺激。一天，就在游人不绝的旅游胜地，他们做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在波平如镜、湖水清澈的塔兹纳湖，在他的提议下，两位美丽的女子和他几乎*，赤身*地在湖中游泳，湖水清澈见底，他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清晰可见。他们的举止使在观赏湖畔美景的小姐和夫人大为震惊，一个个慌忙用各种阳伞和折扇遮着自己的视线，仓皇逃离，莫泊桑却感到非常开心。 莫泊桑虽也喜欢贞洁的女人，但他更喜欢与不同的女人寻欢作乐。克蕾芒丝是一个特别痴情的女人，漂亮而又贤惠，曾一度想嫁给莫泊桑，做他的贤内助。但有一天当她来到莫泊桑在狄隆街八号的住处时，看到了一幅令她震惊的情景：一位艳丽肉感的半老徐娘紧贴在莫泊桑身上撒娇，这位风韵犹存的女人与他厮缠着，口中不断地吐出娇音……这位名叫福尼克夫人的女人是报界、造船业财阀的妻子，也是莫泊桑在上流社会捕捉到的第一个猎获物。 莫泊桑是文学创作的大师，也是寻欢作乐的能手，他不仅要写出杰出的传世之作，而且要尝尽人间欢乐。他是自由人，要无拘无束地生活，道德对他来讲仿佛根本不存在，性的享乐是他追求的享乐中最经常也最有魅力的享乐。他在致友人的书信中曾表达过他的生活观：“我的朋友，床铺就是我们的一生！我们生于斯，爱于斯，死于斯。” 成名之前，他常到花街柳巷去找青楼红颜寻欢作乐；成名之后，上流社会的贵妇、淑女、小姐羡慕他的才气和名声，纷纷疯狂地去追求他，甚至上门求欢，莫泊桑虽然应接不暇，但他对此却乐此不疲。他不仅有比较固定的情侣，对于上门求欢的女人，他也像雨果一样来者不拒，统统笑纳。甚至在他疾病缠身之际，他依然与*的魔女共享肉体之欢，这加快了他的死亡。 莫泊桑也喜欢毒品给人的刺激感。晚年他对娇艳诱人的美女玛丽—坎极为迷恋，他们如胶似漆，难舍难分，而维持这种亲密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是毒品，莫泊桑嗜好麻醉剂、玛丽—坎迷恋可卡因。玛丽—坎不仅给他带来令他如痴如醉的激情欢乐，而且还为他提供毒品。 莫泊桑从不认为芸芸众生的道德对他有什么约束力，他一贯我行我素。他曾写过一首大约200行的长诗，诗名叫《一个少女》，*裸地描绘了一对青年男女的*过程和具体行为，并分别发表在《现代自然主义评论》和《文学共和国报》上。由于诗中有对*的栩栩如生的露骨描写，这首诗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被指控“有伤风化，有伤公共道德和宗教道德”。 莫泊桑求助于老师，福楼拜挺身为他辩护，并说：“必须弄清一个问题：‘道德就存在于艺术中’……诗歌，像太阳一样，给粪堆洒上金光，看不到这一点的人活该！”莫泊桑本人也辩护说：“艺术道德无非就是美。”不用说，他认为自己的诗是美的，表现的内容是自然的，他一贯坚持自然主义的观点，即：*本是人的一种最美、最自然的生命活动，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这一活动都不能算是罪过。他甚至感到奇怪，为什么世人把最基本的生命活动视为罪恶。
作家、艺术家虽然嘴上不讲，但在内心深处始终认为他们应该比芸芸众生享有更多的权利和权力，因为他们出类拔萃，他们是创造者，是人类的骄傲，一切用来约束普通人的道德、传统、社会规范、习俗都不能拿来约束他们。如果他们的生命活动受制于这类因素，那么他们便会和芸芸众生一样，没有激情，没有自然冲动，没有灵感，没有创作的欲望，也就没有艺术本身。因此，为了艺术创造，一旦这些因素成了妨碍他们进行必要的生命体验，成了扼杀他们完成崇高的创造使命的敌对力量，他们就会用尽全力把它们摧毁。 作家、艺术家最看重的就是人的天性和本能、人的自由和创造，他们认为生存的最高价值就在于维护人性的完整和尊严，捍卫人的天性和本能，并用艺术的创造形式表现情的真切、感觉的真实及天性的自然，无论这种感情的真切、感觉的真实和天性的自然是否与社会道德相抵触、冲突。 不幸的是，道德的功能在于维护社会的稳定性和常规性，它是一种制约性力量，而不是创造性力量，它常常不是让人去做什么，而往往是不让人去做什么。道德的潜台词仿佛总是这样：禁止这样，禁止那样，循规蹈矩，以求平安。因此，对于总在寻求新的表达形式的人的生命冲动和本能，道德就显得不那么可爱了。从结果上看，道德也许是善的，但却不一定是真实的；本能不一定是善的，却一定是真实的。而作家、艺术家宁愿选择不善的本能，也不要不真实的善的道德，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虽也不免会受到社会道德的熏陶和影响，但他们最终往往选择本能。 作家维克多·雨果过了数年平静的家庭生活之后，再也忍受不了那种生活的平淡、庸碌，便开始寻找新的爱情。他第一个征服的是漂亮女演员朱丽叶，她成了他生活中的新星，他的痴心情妇，这使他欣喜若狂。他常常在她那儿度过狂欢的*之夜。一开始，雨果这位习惯于家庭生活的人还有点顾忌和内疚，没过多久他却感到心安理得，甚至洋洋得意了。他把自己的这次征服讲给所有他碰到的人听，虽然他还无法完全摆脱社会道德在他头脑中产生的影响。 他在致维克多·帕维的信中说：“我从未犯过比今年更多的过错，但也从未比今年更幸福，目前我更愿意您对我‘清白’的日子惋惜。以往，我确实清白，现在，我确实放纵，老天有眼，这是一个飞跃。”他更喜欢能给他激情、快乐和创作灵感的不清白的生活。他说眼下是他犯了最多过错的一年，其实他错了，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始，雨果在以后的生活中所犯下的过错要比他说的那年多得多。 雨果从此之后便开始征服一个又一个女人，写作一部又一部作品。每一次征服都使他欣喜若狂，每一次他都能从中找到他创造的灵感，并写出好的作品来。征服女人，创作作品，这成了他生活的主调。他酷爱这样的生活，死而不悔。 对这些作家、艺术家来说，比起轰轰烈烈、充满情趣、充满生机活力、充满欢乐的生活来说，道德的说教显得苍白无力；比起创造，比起征服世人的心，征服女人的心，道德显得微不足道。作家、艺术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与征服。 毕加索为了满足自己各种不同的欲望，为了美术创造，找了一个又一个可爱的女人，用她们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性的需求和她们的崇拜，并以她们为模特儿，创造自己的艺术杰作。然后又把她们一个个抛开，去寻求新的女人。那位被他抛弃的艺术家多拉·玛尔对毕加索的这种本性非常了解，她曾当面对毕加索说：“作为艺术家，你可能非常杰出。但是就道德而言，你却一钱不值。” 毕加索马上就告诉她，良心上的问题只是一个人自己的事，与别人毫不相干。他认为比起总有新的价值、新的创造、新的征服的生活而言，道德的问题根本无足轻重。 在作家、艺术家看来，生命活动中最令人振奋的就是征服、成功与创造。
画家和雕塑家惯常使用的手段就是让他们所喜欢的女人到他们的工作室和画室，请她们当模特儿，当*模特儿，自然他们少不了要对她们说一番赞美的话，然后就要看她们不穿衣服的*，来证明他们的想象与事实是否吻合。法国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对罗丝和卡缪就是这么干的，特别是对卡缪，他使用了非常强硬的职业化手段。 对于画家布歇给他介绍的女人卡缪，罗丹直观地感觉到她的身体特别适合做模特儿。于是，他让她到他的工作室，他先用手抚摸卡缪美丽的胳膊，卡缪即刻反射性的一下子全身变得僵硬起来，罗丹马上用雕塑家的语言说：“你可以走了，我不想要一个不能忘记衣冠楚楚的生活的人做模特儿。” 卡缪很想跟罗丹学雕塑，所以她没动。她问罗丹：“我有做模特儿的体型吗?” 罗丹回答说：“很可能。” 于是卡缪问：“假如你看了我的身体，会有帮助吗？” 他回答说：“那还用说。” 卡缪决定*衣服，罗丹自然大喜过望，他实在是想看卡缪*的*是什么样，他早就想提议她这么做，只是怕讲出来吓跑了她。当然他不仅仅只想看看，以证实他想象中卡缪的*与现实中不穿衣服的卡缪的身体是否完全相符。 衣服脱下来了，卡缪*的*进入了罗丹的视线，她的身体果然很美，与罗丹设想的一样完美：躯体优美修长，腰肢纤细，大腿发达柔韧，臀部娇小，乳房丰满坚挺，粉红色的皮肤极为光洁柔滑。 罗丹开始画卡缪，为雕塑做准备，然后他用手触摸她的腰肢，以确定肌肉的准确线条。卡缪离他很近，他感到了她呼出的芬芳气息，感觉到她身上洋溢着的醉人春意，卡缪美丽的*使罗丹产生了压倒一切的占有欲。这会儿，他不再是雕塑家了，而是一具血肉之躯，其实他本来就是有血有肉的人，是欲望强烈、喜欢冲动的人。他和其他人一样对美有占有欲，甚至比他们的占有欲更强烈、更疯狂，他灵巧的双手在卡缪的*上触摸着，他知道怎样撩拨起她的兴奋感，唤起她的冲动，使她投入他的怀抱。一阵狂热的感觉传遍了她的全身，她像触电似的痉挛着，并紧紧贴在罗丹身上，他把她领上了二楼，他们便做了最自然的事情。 罗丹也抚摸过现代芭蕾舞之母伊莎朵拉·邓肯的*，向她施展他抚摸的魅力。邓肯结识罗丹后，有一天邀请罗丹去她的闺房，意欲和他交流关于社会与艺术的见解。她先给他看了古希腊牧歌创始人的诗歌，接着，她向他讲述了自己创造的新舞蹈理论。但据邓肯讲，他根本就没有听她在讲什么，“而是垂下眼睑注视着我，两眼发光，接着脸上的表情就像在他面前的是他的作品，他向我走过来，伸手抚摸我的脖子和胸部，捏了我的胳膊，又滑过我的臀部和我*的腿和脚，他开始按摩我的全身，就像揉泥巴一样，同时他身上发出热焰，我烧焦了，我熔化了。我当时整个的心愿就是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他。是的，要不是我所受的教养使我害怕起来，我真会这样做的。我躲开去，急忙把外衣披在舞衣上，把他打发走了。” 毕加索当年爱上弗朗索瓦兹·吉洛时，也是把她领进他的工作室——画室，然后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开始对她的征服。他先是试探和*吉洛，吻她，触摸她，拥抱她，然后就像雨果当年为了唤起玛丽的*给她讲伤风败俗的故事一样，毕加索利用他可以利用的一切手段。在毕加索的画室对面一幢楼的外墙上，建筑工人用石灰画了个很大的男性生殖器，大约七英尺长，旁边还画着一些与之有关的怪诞的东西。毕加索假装谈论风景，接着像是刚则有了新发现一样说起了那个画。“瞧！那面墙上用石灰水画的那个画你看是要表现什么？”吉洛知道他在耍花招，也装着像刚刚看见那画儿一样回答说不知道。毕加索又让她看画册，看那些以神话为题材的画着男神和女神的*画，看那些画着*模特儿的画，还有一些躺在雕塑家怀里的金发女郎的画。
当时机成熟时，毕加索对吉洛说，有件事他想了解一下。他把她领进卧室，然后又说：“我想证实一下我现有的想法是否正确。”吉洛问他是什么，毕加索回答说：“我想看看你的身体是否与我想象的完全一致。”就像罗丹对卡缪的想法一样，“另外，我也想了解一下你身体与头的比例关系。”不过，吉洛的衣服不是自己脱的，而是毕加索脱的，她听任毕加索给她*服，脱过衣服的吉洛不用说和毕加索想象的一样美好。毕加索端详着她，一面考虑他的艺术，一面考虑着他们的关系。他让吉洛躺在床上，然后躺在她的身边，月光温柔异常，毕加索用手轻轻地抚摩她，就像雕塑家触抚雕像，仿佛是要让自己放心所雕塑的形象与自己想要表现的形象完全一样。 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征服他人总是令人陶醉，令人感到无法抑制的狂喜，无论征服呈现为何种形式，无论他们采取何种形式，无论是否会伤害到他人。 法国作家保罗·艾吕雅曾经是毕加索最亲密的朋友，他的第一位娇妻尼施也是毕加索的朋友。朋友的一切都可以分享，但总要有个限度，无论怎么说，朋友最心爱的人不能分享，这是做人最起码的道德。但毕加索却不管这些，他自认为自己是个迷人精，他在一切自己所喜爱的人面前施展魅力，尼施拜倒在他的魅力之下，为他的魅力所征服，她做了他最称心的模特儿，也成为他亲密的伴侣。艾吕雅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的关系暧昧，但为了他们的友谊并未与毕加索决裂。毕加索认为，这件事是对他们友谊的最大考验，他还对吉洛说，他那样做是为了让艾吕雅高兴，“我决不想使他认为我不喜欢他的妻子”。可他让艾吕雅高兴的方式也太怪了，喜欢他的妻子就要和她同床共枕？后来毕加索也认为自己的这种说法不妥，于是他在与另一位女友拉波特谈到这件事时矢口否认他和尼施的亲密关系，并说艾吕雅有个古怪的癖好，即：他喜欢自己的知心朋友与自己的妻子睡觉，不然艾吕雅就会生气。他说艾吕雅曾怂恿他和尼施同床共枕，而他却没有答应他和尼施睡觉。艾吕雅为此很生气，责备毕加索不是他的知己。艾吕雅是否有此怪癖不得而知，而毕加索与尼施有肌肤之亲却为吉洛所证实。 雨果也是一个征服狂，只要是他看上的，他喜欢的，他爱的人，他就要想方设法去得到，他施展出自己的魅力，把别人变成他的被征服者。从1847年到1850年，雨果征服了不少女人，而且那些女人几乎全是第一流的女人。这些肉体上最有吸引力的女人可以使他旺盛的、充满激情的欲望随时得到满足，但雨果仍然在寻找新的猎物，他希望征服新的对象。这时他又看上了当时巴黎最美的女人艾丽丝·奥齐。而当雨果追求艾丽丝·奥齐时，她是雨果的亲生儿子夏尔的情人。从一般的社会道德和伦理规范上讲，父亲应该为儿子的利益着想，应该让儿女享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和欢乐；如果不愿为其做出必要的牺牲，起码也不应该去伤害儿女，从儿女手中抢劫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 但这种道德观在雨果眼中根本无足轻重，他想要得到的一定要得到，不管是从谁的手中抢夺。虽然雨果已经不年轻，虽然他身边有着无数的佳丽，有无数对他敬若神明的美丽女人，她们可以随时为他效力，随时满足他的各种要求和欲望，但他还是不愿意放弃对艾丽丝·奥齐的追求。雨果向艾丽丝·奥齐大施魅力，毫不犹豫地将她从亲生儿子手中残酷地夺了过来。这使他的儿子夏尔极度伤心，但他敢怒不敢言，而且雨果的力量依然使儿子肃然起敬。为了发泄怨恨，夏尔写诗攻击艾丽丝·奥齐，骂她无情无义： 我又爱又恨你的生活！又爱又恨你的肉体！ 你的生活，唉，就是从情欲与奢侈中 先后产生善良和恶意。 我来往于每个极端，每时每刻： 我爱你又恨你， 因为你多情，我爱你。 因为你多情人，我恨你！
男人迷恋于征服，女人也同样迷恋于征服。在现实世界里，女人和男人一样渴望成功。征服意味着成功、胜利和自我的强大，麦当娜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女孩到一个红遍全世界的摇滚歌星，从一个食不果腹、饥寒交迫的穷人成为一个拥有亿万美元资产的富豪，靠的就是不断征服，靠的就是用自己的魅力、智慧而不是道德去征服一个又一个为她的成功铺路的人。 麦当娜靠脱起家，以脱为荣，以脱制胜，她像握手一样轻松地与一个又一个男人睡觉，把他们当做通向成功之路的阶梯，一步步走向成功的顶峰。在生活哲学上，麦当娜与毕加索奉行的准则相同：生活淘汰那些不能适应的人。在麦当娜走向成功的途中，她曾有过无数的伴侣，也有过无数被她抛弃的人，在她看来，凡是不能与她同行的伴侣，就是阻碍她走向成功的绊脚石。有人说她抛弃男人就像扔面包一样，她把男人一个个利用完了之后就抛在脑后，这倒不是麦当娜毫无心肝，冷酷无情，而是她要继续迅速地往前冲刺，不得不这样做，她不能放慢速度，更不能停下来，照顾他人，不然她就会一块玩儿完。她必须始终寻找和她行进速度一致的人，只有这样，她才能最快地获得成功。 被麦当娜淘汰的经纪人芭博恩曾经说：“麦当娜是块海绵，她能把你吸干，一旦你无用了，她就把你一脚踢开，又去寻找新的猎物。”曾经为麦当娜录制唱片使她成名而后又被她甩掉的卡明斯说：“麦当娜伤透了我的心，被她一脚踢开，我感觉到非常愤怒，简直要垮掉了。” 麦当娜不仅在事业上我行我素，在个人生活上也是一意孤行。她精力旺盛，*过人，知道自己最需要什么，知道谁能满足她，多少人能满足她。她兴奋起来，一晚上要有数位男人为她效力才能满足，而且她也爱女人，喜欢同性间*的新奇与刺激，也喜欢去寻找最强烈的刺激，无论这种刺激本身是多么骇人听闻，多么大逆不道。 麦当娜不仅私下与无数男人寻欢作乐，喜欢到拉丁人居住区找些英俊的小伙儿来满足她的欲望，她还喜欢光顾性俱乐部，她最喜欢的性俱乐部是“第九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有一古怪的特征，即男性会员入会须证明其生殖器够一定的长度，麦当娜曾到这个俱乐部来参加一种所谓的“特别聚会”。她带着三个*着上身的拉丁小伙子来到俱乐部，据目击者鲍依德说：“麦当娜让那三个她称为‘男孩玩具’的小伙子全脱了裤子，然后亲自为他们测量阳物的长度，并把测量的结果逐一记录在一个黑色的小本子上。”接着，“麦当娜找了一根皮筋拴住那个阳物最长的小伙子，当然不是拴在脖子上，把他弄到了卧室里……”麦当娜不无调侃地说，看看那东西在男人*里挺来挺去，你就可以想象到男人是多么伟大。她的一位朋友说：“这不是玩笑，她很看重阳物的长度。不到平均数的男人麦当娜根本不感兴趣。” 咒骂麦当娜的真不少，正像喜欢她的青年人、喜欢她的歌舞的人也不少一样，人们骂她是罪孽深重的魔女，可她丝毫也不在乎，依旧随心所欲。或许这就是美国式的所谓自由。在她授意拍的片子《勇气还是真理》中，她专门强调指出她热爱美国这块土地的道理何在。 作家、艺术家喜欢顺应生命本性，满足自己的自然欲望，他们喜欢自然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更为真实，而不太喜欢所谓道德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有太多人工痕迹，太多自我强迫和压抑，太不真实，对他们来说，顺应本性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 说作家、艺术家无道德感他们并不接受，不错，他们不接纳芸芸众生的道德观点和伦理原则，但他们有自己的道德，这种道德服务于他们的生命活动，顺应他们的本性，满足他们内心的欲求，响应他们内心的呼唤，这就是他们唯一奉行的道德。 然而，他们的这种道德实际上只是他们的生命活动准则。他们的所谓道德与芸芸众生所奉守的社会道德大相径庭，在芸芸众生看来是不道德的生活到了他们那里往往就成了他们所谓的道德生活；芸芸众生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他们则认为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一切自然发生的事件都是人类生命世界的本相之维的具体显现。
在芸芸众生看来，婚姻是爱情的最佳归宿。然而，将婚姻视为爱情的最佳归宿的作家、艺术家并不能算太多。在他们看来，婚姻只是爱情的一种归宿，而且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归宿，婚姻既可以是一个人感情生活的家园，但也可能是令人窒息而又难以摆脱的囚牢，至于什么形式才是爱情归宿的最佳形式，他们不知道，他们也在不断地探索之中。 法国作家福楼拜、龚古尔兄弟和莫泊桑等对于婚姻丝毫没有兴趣。 乔治·桑认为，婚姻本身并不足以保证人们能够相爱，更不可能保证人永远相爱，没有爱情的婚姻还不如没有婚姻好。 西姆农反对用婚姻来把人们捆绑起来，他尤其不能忍受没有爱情的婚姻，西姆农说：“我厌恶我认为是不人道的婚姻。这种极端残忍的事物是为了把人们牢牢地固定在一种轨道上而发明出来的伦理道德的一部分。” 伊莎朵拉·邓肯则更是对婚姻采取激烈的否定态度，像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一样，她根本就不赞成婚姻这种形式。在她看来，婚姻这种形式对于作家、艺术家尤为不适合，艺术家要结婚简直是愚蠢之极。 人不能保证爱情永恒不变，婚姻这种形式在人的爱情消逝之时就成为一种令人痛苦的束缚，要摆脱这种束缚，他们将付出惨重代价。不管作家、艺术家在婚姻上有多少种不同的看法，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爱情是维护人之间亲密关系的基础，形式本身并不重要。 乔治·桑说过：“没有爱情的婚姻好比终身服苦役。”她认为，如果没有爱情，没有一种强烈的炽热感情，肉体的结合是犯罪和亵渎，哪怕是夫妻也没有两样，女人像男人一样有权利摆脱没有爱情的婚姻。她强调指出，错误和罪行不在于变换情人以找到自己真正爱的人，而在于委身于自己所不爱的人，即使他是自己的丈夫。正是在这种观点的作用下，当她与丈夫间的爱情消逝后，她毫无顾忌地追求男人，一个又一个。说到贞操，乔治·桑与其母亲的观点如出一辙：“那玩意儿一钱不值。”她甚至认为，通奸并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行为，这种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双方真诚相爱。这就是她不断地追求男人，与于勒·桑多、梅里美、缪塞、帕洛热、迪迪埃、米歇尔、肖邦等私通而毫无羞耻之感的原因。 一位同时代的人评价乔治·桑说： 我在乔治·桑身边，看出她是位大作家，又是桀骜不驯的孩子，也是意志薄弱到不检点的女人，她的思想和感情善变，生活不合逻辑，一直被偶然的事情所左右，很少受理智的约束。 乔治·桑一生都为其激情所左右，一生都在疯狂地追求爱情，拼命地追求男人，而且她总是力图把自己因真正相爱而导致的通奸行为合理化。 如果说乔治·桑的行为业已触怒了芸芸众生，破坏了社会道德感，那么拜伦和西姆农的*之恋恐怕更是令大众感到震惊。 乔治·戈登·拜伦是19世纪最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之一，他的影响遍及全世界，他的著名诗篇不仅影响了几代人，而且至今依然为人传诵。拜伦才华横溢，*倜傥，一生征服过无数女人的心，也撕碎过无数女人的心，但引起人对他最大非议的不是他与女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不是他的*和残酷，而是他与自己同父异母的姊姊奥古斯塔的*之恋。 在所有与女人之间的交往中，拜伦发现他最爱的女人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姊姊奥古斯塔。他深深地沉浸于这种爱情之中，不能自拔。奥古斯塔也炽烈地爱着他，他们深切的爱情结出一颗苦涩的果实：他们的女儿梅朵拉。浮勒莱爵士和传记作家梅因及毛洛斯都证实，梅朵拉是他们之间*之恋的产物。 拜伦是最具反叛精神的作家之一，他反叛社会，反抗统治者，敢于与全世界的人为敌，但他仍不可避免地在道德上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而不敢公开他与奥古斯塔的关系，而只敢给奥古斯塔写“我不敢说，我不能追踪，我不能低声唤出你的名字”这样的诗。在谈到他们的女儿时，他也不免摆脱不了一种罪恶感，他在内心深处并未能将*之爱合理化，他仍然认为*是一种罪恶。但女儿毕竟是女儿：“她不是一只人猿，如果是，一定是我的错，无论如何我必定会改过自新。”
如果说拜伦对于*之恋还有一种罪恶感，还不能像他抗拒社会和世人，像他追求和驱使崇拜他的女人那样心安理得，那么乔治·西姆农则与他大不一样，西姆农一贯有自己的独到生命见解和不为他人言语所动的生活方式，他认为*之恋这种亲密关系与罪恶无关。西姆农很爱自己的女儿，自然按一般人的标准是爱过了头，甚至是太过头，西姆农像爱一个女人的血肉之躯那样去爱他的女儿，她既是他的女儿，也是他的女人。 他与女儿之间因强烈感情产生的亲密感使他感到由衷的喜悦，而他与女儿的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又使他感到一种独特的生命的欢乐。这种恋情的亲密感是西姆农与其他任何女人的爱也不能取代，不能相比拟的。 父女之爱本身就有一种亲密的基础，西姆农与女儿的*恋情是在父女亲情上又发展了的一种社会不容的男女之爱，这种感觉对他来说极为美妙，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把父女恋情与罪恶联在一起，他的女儿虽沉浸于这种无限亲密和美妙的恋情，但她又无法摆脱文化上的禁忌而自认犯了滔天大罪。她无法克服内心强烈的冲突和矛盾，无法承受罪孽感的重压，于25岁时自杀身亡。女儿的死使西姆农非常难过，他为失去女儿而痛心，但他并不认为他有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过。 卢普·沃雷丝是好莱坞艳星，曾因扮演《高楚人》的主人公而一举成名，成为好莱坞娱乐圈里一位风光了16年的风云人物。她不仅在电影事业上颇有影响，更以银幕内外的各种艳闻韵事而远近知名。 卢普·沃雷丝是位生命力旺盛、感情充沛的女人。她性格狂放，敢作敢为，*成性。为了增强*，为了寻欢作乐方便，她常常不穿任何内衣，只在*的*上披件衣服。在晚会上，她更是如此，因为这是表现*的大好时机，所以她只在身上套上一件随便什么衣服，里面*。为了追求轰动效应，为了追求违禁刺激给她带来的享受，她常常仿佛很随意地将衣服撩到头顶上，裸露出她光溜溜的臀部。她从不在乎别人怎样看她。 她的个人生活也同样引人注目。她纵欲无度，尤其嗜好肉体的欢乐，她的艳事总是充满激情而又疯狂，最后往往是以大吵大闹而结束。 马里奥·兰扎是被誉为金嗓子的美国歌唱家。他因演唱《伟大的卡鲁索》、《因为你属于我》、《新奥尔良的祝酒歌》而一举走红，成为红遍歌坛的新秀，陆续灌制了大量的唱片，其中《爱我所爱》、《今年的良宵》等最为著名，销路也极好，平均每张销售量达100万张以上。事业上的巨大成功给他带来了名誉、地位和财富，一切如意，应有尽有。 成功使他成为众星捧月式的人物，使他身价百倍，他身上的恶习也渐渐膨胀起来。他变得极端自我中心，喜怒无常，经常无端寻事，耍性子，发脾气，演出不负责任，随意乱来。演出效果好，他就兴奋地控制不住自己，到处寻求发泄，海吃海喝，暴饮暴食，酗酒，吸毒，玩女人，找刺激，尝试各种变态反常的娱乐。兰扎在好莱坞走红时间一共不到十年，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对食物、酒精、毒品和女人的享乐上，从不节制，也不知道什么是节制。反复无常地沉溺于感官的享乐，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他本人最终也毁在这方面。 在作家、艺术家中间，由于使用的艺术手段不一样，不同类型的艺术家之间在生活方式上似乎也有差别。比起作家、艺术家来，表演艺术家在行为上往往更放纵，也更官能化，因为他们的艺术表现手段比用文字、造型来表达情感的作家、艺术家更直接地诉诸于感官，接受的感官刺激也更多，更容易频繁地激惹起感官上的兴奋感，更容易放纵自我，沉溺于感官的刺激和享乐。 爵士乐歌手和摇滚乐歌星的生活往往都是极端放纵的生活，他们的艺术表演对于他们自身就是一种强刺激，而当他们不在舞台上表演时，他们便要在生活中找寻有着同样刺激强度的感觉，他们不喜欢表演高潮体验过后出现的平淡，所以他们总是要找有强度的刺激来维持那种感觉。无论这种刺激是否道德，对于身体是否有损害。他们的生活往往极端反常，他们的生命始终处在一种高强度的刺激状态，生命之弓被拉到极限，甚至被拉断，因而他们往往寿命短暂而且遭遇悲惨。
新奥尔良爵士乐大师之一巴第·鲍顿演奏技艺高超，有“小喇叭之王”的美称，但他一直生活*，长期与女人一起寻欢作乐，酗酒无度，后来精神失常。有次列队演奏时他完全失控，胡言乱语，用小号突然猛砸乐队同伴和观众，被送进精神病院。 乡间布鲁斯歌星罗伯特·约翰逊，作品虽只有三十多首歌，但人们始终都认为他的作品是三角洲布鲁斯风格的佳品，他的歌曲情感浓郁、强悍、粗犷，有极大的震撼力。这些作品很有些自传意味，从某种角度折射出了他本人一生所经历的曲折而艰难的生活。他有过很多女人，却从未与其中任何一位有过持久的感情，他为女人苦恼过，又离不开女人，他伤害女人，女人也伤害他，最终他被一位女人所杀，死时年仅28岁。他的生命是如此短暂，但熟悉他的布鲁斯歌星桑·豪斯却说，约翰逊能活这么久已经是奇迹了，令他感到惊讶，因为“在任何舞会上，只要约翰逊看上一个女孩，就走上前去想把她带走，不管她的丈夫、男朋友或其他任何人是否在场”。他从来不考虑这样是否合乎道德情理，是否危险，他永远一意孤行，他的死完全是咎由自取。 布鲁斯盲人歌星莱蒙·杰佛逊，城市布鲁斯演奏家莱罗伊·卡尔、斯克莱皮·布莱克威尔，爵士乐红歌星比丽·荷莉黛等都喜欢强烈的刺激，如酗酒、性狂欢、吸毒、冒险经历，最后处境都很悲惨。 爵士乐歌星最爱表现的主题就是爱情，但他们较少表现爱的精神性，而特别注重表现它的情绪性和欲望的自然性，如汉克·巴勒德和米德耐特尔创作的《与我配合，安妮》： 与我配合，安妮， 当身体的器官正兴奋。 让我们配合。 作家、艺术家背离芸芸众生的社会道德的方式之一，就是随时准备接纳可能到来的艳遇和肆无忌惮地偷食禁果，若把所有不同的人群加以比较，就会很容易发现，追求违禁的乐趣和性的自由解放在艺术家和娱乐圈中最有市场。法国高雅艺术殿堂里的才子才女们中，有着相当大比例的同性恋者和吸毒者。据说，他们处于艾滋病的地震中心，《新观察家》杂志作了一个统计，１９９０年，法国艺术界25岁到44岁的逝世者中间，有60％死于艾滋病。艺术界人士常常为听到同行的噩耗而震惊，但在震惊之余，他们对于违禁的嗜好和对意外艳遇的热望依然未减，虽然在行为上有所收敛。 违反道德总要付出代价，偷尝禁果也总要受到惩罚。 鲁道夫·努里耶夫是巴黎歌剧院的巨星，曾被世人公认为是“20世纪最杰出芭蕾舞演员”，但他太喜欢自我放纵，到处寻欢作乐，追求种种违禁的刺激和性的狂欢，最后身染艾滋病绝症。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底，他编导的芭蕾舞剧《印度舞娘》上演，他前往参加首演式，同时接受文化部颁发的“文化艺术骑士勋章”。那时，他的艾滋病已经到了晚期，生命即将离开他飘逝而去，他面容枯槁，一副凄惨之相，自己单独行动已不可能，只有在别人搀扶下才能够走动。当时众多报道中的一则报道令人心酸地指出，这是努里耶夫“最后的芭蕾”。1993年年初，努里耶夫辞世时年方５０岁。 比起努里耶夫，青年艺术家西利·科拉的死更令人感到惋惜。努里耶夫活了５０岁，西利·科拉才活了３９岁，努里耶夫赶上了他编导的《印度舞娘》的首演式，并得到了“文化艺术骑士勋章”，西利·科拉就没有努里耶夫走运。 １９９３年３月８日，在法兰西巴黎香榭丽舍剧院，一年一度的凯撒奖的颁奖仪式正在举行，由青年电影导演西利·科拉指导并主演的影片《疯狂夜》一举获得了四个最佳奖：最佳首部片奖、最佳导演奖、最有希望的女演员奖和最佳剪辑奖。然而，对于西利·科拉来说，这一切都太晚了，他已经无法上领奖台领奖。三天以前，西利·科拉已经向生命告别，他也像努里耶夫一样死于20世纪的绝症——艾滋病。
西利·科拉之死使无数老艺术家感到痛惜，使无数青年人为他伤心流泪，３９岁的西利·科拉是当代法国青年人的偶像，他不仅英俊、高贵、潇洒大方，而且聪明绝顶，才华横溢。他能歌善舞，自组乐队，灌录唱片。除此之外，他在竞技场上也是出色的健将，网球、帆板样样在行，在青年人心目中，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文化英雄。 然而，像一切追求*不羁、随心所欲生活的艺术家一样，西利·科拉也喜欢放纵自我，游戏人生，一切能让他感到兴奋、感到骄傲、感到*的生活，他都乐于尝试。对他来说，无所谓正常与反常，无所谓道德与不道德，无所谓有利于健康还是危害身体健康，凡能让他产生强烈感受的生活他都要尝试。他沉浸于青年人各种时髦的狂热运动。 西利·科拉既爱女人，又爱男人，是个双性恋，他要品尝爱的一切形式、一切感觉，一切震撼人心、令人心惊肉跳的乐趣，要尝试所有可能达到的*荡魄的体验，他总是在选择与他完全达成默契、对所有要干之事彼此心照不宣的亲密伙伴。 他想要把生命的欢乐浓缩，以享受生命的更纯粹的欢乐，更浓郁的芬芳，体验生命更强烈的*，他要及时行乐，紧紧抓住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窃取尽可能多的瞬间的欢乐。他也的确把生命浓缩了，从他开始放纵自我到生命的毁灭，其间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他既写下了生命最灿烂的一章，也写下了生命最悲惨的一页。 作家、艺术家及影视界人士虽因噩耗频频传来感到震惊，为同行的不幸身死感到悲痛，并为他们不能在自己热爱的世界上多停留一些日子、多创造出艺术杰作而感到遗憾，但他们却并不认为因此就应该牺牲选择的自由，回避冒险和刺激，约束自我，老实规矩地像芸芸众生那样去生活，去体验平静的世界。相反，他们依然遵循自己原来选择的生活道路，并用更智慧的方法去寻求自由和随心所欲的生命境界。 悬崖边缘的刺激感不能缺少，冒险是必须的，追求刺激也是生命活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无论冒险的代价多大，他们也不会从内心深处放弃冒险，而宁愿为寻求生活的刺激和冒险而付出代价。 在作家、艺术家心中，只有艺术的创造才是至高无上的，一切行为都以艺术创造为终极指归，为了艺术创造，他们可以去做一切，他们自以为有权利选择任何形式的生活。艺术高于一切，他们生活在世界上的唯一理由就是完成艺术创造的使命，其他的一切都无足轻重。正如威廉·福克纳所言： 作家唯一该做的，就是对他们的艺术负责。只要是好作家就会胆大妄为。他怀着一个魂牵梦萦的理想，直到理想实现之后，才能得到安宁。为了写作，荣耀、自尊、体面、安全、快乐等都可以牺牲，就算他必须去抢劫自己的母亲也要毫不犹豫，一篇传世之作抵得上千千万万个老妇。 对于他们来说，芸芸众生的道德算得了什么？ 作家、艺术家认为，芸芸众生的道德与他们毫不相关，而当它束缚了他们的自由，阻碍他们进行艺术创造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它诅咒为人类理智刻意制造出来戕害人类生命本能的瘟疫，去抗拒它，践踏它，或者不理睬它。为了艺术创造，那为波德莱尔视为唯一重要的生命活动，他宁愿甘当堕落的撒旦，尝试罪恶，沉溺于罪恶，表现罪恶。他不怕冒犯道德，不怕激怒世人，他敢于表现不道德的生命真相，在当年遭禁的诗《吸血鬼的化身》中，他刻意表现了女人堕落后致人死命的性的魅力。 波德莱尔的诗的表现方式相当大胆，毕加索在表现创造与生殖主题时丝毫也不比他逊色。如果说波德莱尔还比较注重表现主题的意象性，毕加索则完全用解剖学家的准确来表现画中的对象。波德莱尔从恶的角度展示出性的毁灭力量，毕加索则把性视为一种创造性的力量。 与尼采的看法相似，毕加索将创造性活动和生殖活动视为同一性活动，只是结果和形态有所差别。他创作了一个蚀刻画系列，这个系列是根据安格尔的《拉斐尔画弗拉丽娜》一画所作的24张变形画。通过这组画，毕加索展示了他的思想：创造活动和*活动为同一活动。正如他画《格尔尼卡》是为了表现世界的混乱、野蛮、残酷一样。
在安格尔的原画中，画家描绘了一个*艳美的裸女站在拉斐尔身旁，拉斐尔凝视着裸女，即将完成整幅画。毕加索的组画则从安格尔省略的潜在过程入手，他细致入微地描绘了拉斐尔正在经历的不断亢奋的*诸阶段，最后完成*动作。在毕加索画的表现作家创作过程的24张画中，拉斐尔手中始终拿着画笔和作画工具，通过画笔与*对应的延伸，毕加索十分显明地把艺术创造活动和性行为活动象征性地结合为一体。 在普通人看来，毕加索画的这组系列是有悖于社会道德本身的，性的活动不应该展示在画面之中，公开详尽地展现这种活动过程是对道德的藐视。毕加索没有考虑那么多，他只是想要表现一种思想，一种信念和真理，起码他认为是真理，道德的问题并不是他所关心的问题。 道德不道德的问题，作家、艺术家并不感兴趣，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艺术的创造、充满激情的自由生活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道德只有在涉及他们的生活、干预他们的创造时，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顺应天性、自然展现本能至关重要，所以他们总是以各种方式，或公开或隐密地、或激烈或温和地与道德对抗，而更多的时刻是对它不屑一顾。作家、艺术家这样做成全了他们自己，自然也创造出了无数艺术精品和杰作。 对于作家、艺术家的这种做法，芸芸众生的态度是双向矛盾的，他们为作家、艺术家创造出不朽的作品而对其充满钦佩和感激之情，但又为作家、艺术家公然冒犯他们的道德行为准则而感到愤怒和痛心，他们为艺术家从事创造性活动而爱他们，为艺术家蔑视他们的道德而恨他们。 芸芸众生最终作出了一种明智的选择：爱艺术作品，恨艺术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