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规蹈矩，亦步亦趋，这不符合作家、艺术家的天性。他们生来酷爱探索未知，追求冒险，寻觅刺激，冲破禁忌。禁忌是社会为了保全自身利益而设定的行为禁区，对于禁忌，芸芸众生总是避而远之。作家、艺术家则从不认为对于生命活动应该有什么限制，在他们看来，禁忌只是一些人为的设置，对于维护现实秩序也许有用，但对于人的自由生命活动却是巨大障碍。作家、艺术家对于禁忌不仅不回避，反而总希望去冒犯、去践踏，因为这样能给他们一种违禁的乐趣。禁忌总是强有力的，社会赋予禁忌无上的权力，并把禁忌作为自身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冒犯禁忌就是冒犯社会，就要受到社会的惩罚。作家、艺术家偏偏喜欢向禁忌挑战，一方面这可以显示他们的胆量、勇气和力量，另一方面又能从中获得一种具有冒险性的强刺激，从而得到一种强烈而至上的享受。 一次，《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与他的几个朋友相约，一同到里昂的一家妓院，他因为跟朋友们打了一个赌，所以就当着朋友们的面与一位美丽的*当场发生性行为，甚至连帽子也不脱，嘴里还衔着雪茄烟。福楼拜做出这种姿态不仅是要完成向朋友们夸过口的不堪入目的行为，更是宣告对社会公认的一切神圣事物的蔑视。他仿佛是在对当时的体面公民说：“你们认为爱的行为是神圣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可在我看来，爱的行为一点儿也不神圣，生活一点儿意义也没有。”他似乎想用他的行为向人们证明，任何东西本身都没有价值，唯有艺术创造才是人生的目的，是生命的优越形式。一切艺术领域之外的东西都应该彻底加以摒弃。 如果说福楼拜的行为恶劣，那么毕加索的行为也绝对好不到哪里去。在与娇妻奥莉嘉关系变得紧张时，他马上移情他人，爱上了比他几乎年轻30岁的漂亮金发女郎玛丽·泰雷丝。在玛丽·泰雷丝即将成年的生日那天，毕加索把她弄上了床，并由此开始种种违禁的性试验，其中包括形态各异的*待，毕加索要她对自己的命令绝对服从。 1928年夏天，由妻子奥莉嘉、儿子保罗和英国保姆陪同，毕加索离开巴黎前往迪那尔。玛丽·泰雷丝先行一步，被毕加索安置到一个离他住处很近的儿童夏令营。在妻子的眼皮底下与情妇偷情本来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可毕加索却因此而感到大为喜悦。到儿童夏令营里访问他孩子般的情妇，这给他们的关系增添了不少冒险、刺激的色彩和超现实主义意味。当毕加索欣赏够他那丰润健美的情妇在海滩上与儿童们一起开心地玩耍之后，他总喜欢把她带到海滩上的一个简易帐篷里。在那儿，玛丽·泰雷丝完全把自己交给毕加索，听任她“奇妙而可怕”的情夫的任意摆布。本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充满了*的意味，而这种*由于孩子般的情人的疯狂、无条件地屈从毕加索的意志而大大增强。然而，这并不是使毕加索感到极度兴奋的原因。 真正令毕加索感到极度*的原因，是他毕加索敢于践踏禁忌。玛丽·泰雷丝当时在法律上不到成人年龄，又待在儿童夏令营里，这令毕加索的情欲极端高涨。当时在法国，诱骗未成年少女可能导致判重罪坐大牢。敢于并且能够藐视法律，这在毕加索看来十分了不起，这种冒险使他感到无比刺激，也给予他难以言传的强烈*。他特别喜欢表现各种*待的法国作家德·萨德的观点，说他思路广阔，立论绝妙。德·萨德在作品中描述最高权力者践踏和冒犯所有的禁忌，并认定这是他的权利。毕加索这样做正是要享受萨德所描写的强烈*和至上的境界，毕加索既把自己视为杰出人物，又将自己对玛丽所做的一切视为对法律、道德、习俗、人伦的极大蔑视，把自己对几乎还是孩子般的女人玛丽所进行的各种*待视为践踏禁忌的非同寻常的举动。他不仅要有意通过违禁方式来满足他的*冲动，而且他还要通过践踏禁忌来达到法国作家乔治·巴塔耶描述的性行为目标——进入极乐高潮状态：“追求美以便去损毁美，亵渎美而从中获得至高无上的欢乐。”
践踏禁忌让人产生一种罪孽感。但在有些作家、艺术家看来，罪孽感恰恰又大大强化了冒犯禁忌而产生的强烈*。根据文学史料上记述，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反复向人吹嘘他*过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不少人相信确有其事，但有关具体情形说法不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时代的朋友、作家格里戈利罗维奇说，在一次开庭审判**的案子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位作为受害者的女孩产生了强烈的邪念。虽然他过去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小女孩，但在审判结束后，他趁机设法接近这个小姑娘并奸污了她。 一位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当熟悉的文学教授也证明有此事。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向他吹嘘过他同一个小姑娘发生过性关系，并强暴了她。这位小姑娘是由一位女家庭教师引领到他的浴室里来的。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孀竭力否认有丈夫**一事，但并没有多少人相信她的话，她曾经把她丈夫写给她的不少*变态的信做过大量的涂改。 另一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代人也证明了以上两人说法的真实性，不过具体细节有些出入。据Ｋ. 纳扎里耶瓦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向她讲过，他怎样把一位女教师和一位未成年的*同时都搞到手，女教师充当了类似于母亲的角色，负责照料这个小姑娘。 究竟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过*至今也不能完全肯定。虽然文学传记的研究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有一段暧昧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闻在20世纪的60年代至80年代广为流传，但由于缺少比较过硬的证据，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事至今依然只是一桩未了的公案。 无论是否确有其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对于这种违禁的行为有着浓烈兴趣，他对这种**幻想极为迷恋，他意图**的这种邪恶观念强烈而持久。**的**观念不仅使他产生罪孽感，更给予他由于敢于犯罪的冒险刺激以及由罪恶感而引发的变态*。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在反复转述*小姑娘这一事件，在他的作品《涅托奇卡·涅兹瓦诺娃》、《罪与罚》、《作家日记》、《斯塔夫罗金的忏悔》、《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以及《恶魔》中，都有表现对**的情节。《恶魔》中描述了绰号为加里亲王、长相独特而英俊的斯塔夫罗金如何*12岁的姑娘，然后又怂恿她自杀的情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书中则有试图**小涅莉的描写。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恶魔》中完全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细致而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强暴小姑娘的情景，令当时的读者在感情和精神上难以接受，《俄罗斯信使》杂志曾拒绝登载描述**的章节。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看，他最喜欢表现的题材之一就是对幼童*的题材：只有在完全没有防卫能力的孩子们身上，成年人才能实现自己无限制的蹂躏愿望，他们精神上和头脑中存在的*淫念才能随意转化为肉体上的*行为。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强暴女孩的欲念是人对罪孽的预先品味和预先体验。强暴幼童行为是因由孩子而引发的恶。在孩子身上，恶也被唤起。在*高潮和*大发时，*者和受害者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总体。由于这种不道德的行为的不可缺一，他们紧紧结合为一体，并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处于高度激奋的状态。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忘了，被强暴的女孩的激奋状态是由痛苦、绝望、恐惧和惊骇引发，而强暴者所处的状态则是经由强暴、攻击、得手、占有而达到的。 违禁的乐趣和*来源于禁忌本身，这是人的天性所决定的。人天生喜欢违禁的乐趣，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偷食禁果便是这种行为的首创。人天生喜欢探索未知，喜欢冒险，寻找刺激，越是不能做的事情越想去做，越是不能接近的东西越想接近。 在西方近代社会，乃至西方现代社会，文化上践踏禁忌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法国的贵族作家马尔奎·德·萨德。仅就他的名字就是一种可怕的象征，性*狂一词(sadi*)就是由他的名字Sade演变而来的。他以骇人听闻的举动和作品引起了人们对他的经久不衰的关注。
据说，生活中的萨德是个不折不扣的*待狂。他诱骗向他求助的失业女裁缝凯勒，把她领入他的别墅，对她进行鞭笞并*了她。不仅如此，他还把她绑在床上，用小刀在她身上乱划一气，在划伤处再浇上蜂蜡。萨德时常介绍女孩子们从事卖淫活动，把一些十几岁（多为15岁左右）的女孩子骗到自己的别墅里进行**的聚会。他常常喜欢鞭笞青楼女子，组织形形色色的性狂欢活动。他还进行罪恶的试验，用*作为试验对象，让她们服用过量*“西班牙苍蝇”，进行催情，使她们陷入半中毒状态。“西班牙苍蝇”是一种动物催情剂，对人不适用，且毒性极大，人用少了不起作用，用多了可能导致死亡。萨德恶行昭彰，受害者纷纷投诉他，他屡次被捕入狱，他的大部分时光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余下的时光他则喜欢躲进阴暗角落的酒吧来消磨。后来，他神经失常，最后一段生命之路是在疯人院里走完的。 萨德充满智慧，尽管是恶的智慧，他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判断力敏锐，见解独到，表现风格大胆。他有着骇人可怖的独特生活体验和经历，这使他得以写出震惊世人的最有争议的作品。萨德认为，只要存在着，就有其存在的合理自然基础，即使是令人厌恶的罪恶行为也有其自然的依据和存在的合理性。他借助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之口来表现他的观念：“无论那是什么，都不可能是错的，我根据内心最深处的欲望行事，这无法抗拒。” 萨德本人是个性变态者，酷爱*，他的作品集中表现的就是各种性变态行为与心理，残酷与虐待，以及从肉体折磨中获得的*。他的不少作品皆脱胎于他的个人经历，逼真传神，栩栩如生。但有的作品也是想象之作，不过在这种作品中，他也将自己的人性恶的观念融进其中。1795年，他写了一本名叫《闺房中的哲学》的书，这本书写的是15岁鲜花一般的处女尤冉妮被人引进**的生活圈子，并很快成为这种**生活的狂热追求者。她主动参与鞭笞、*、*、含阳等变态性活动。最令她兴奋、令她达到极乐高潮的是，在一个下午她协助一位患有梅毒的仆人*了她自己的母亲，然后用粗线和大针把她的*缝合起来，以确保她感染上梅毒。 萨德的作品很多，较为人知的有《贾丝汀》、《朱丽埃特》、《索多玛一百二十天》，其中以《贾丝汀》最为著名。这部作品写的是纯洁而无辜的女性所受到的最残酷无情的*，这类作品过去也曾有人写过，但从未有人像萨德那样，把对女人的*写得如此骇人听闻。在小说中，主人公贾丝汀不幸落入恶徒手中，恶徒们把她像任人宰割的动物一样捆绑起来，贪婪的野蛮人在她身上嗅来嗅去，准备对她施以令人难以忍受的酷刑。后来，她和一名外科医生侥幸从魔窟中逃了出来。可是她没有想到这位医生是个阴险毒辣、居心叵测的家伙，他竟然想把贾丝汀做活体解剖，并进行奇特的肢解。凭着智慧和心计，她好不容易逃离了外科医生的魔掌，但又不幸落入了一个心藏杀机的恶魔的虎口。从表面上看，他像君子一样彬彬有礼，但在伪装之下却是一个丧心病狂的杀人魔鬼。好在她发现得及时，她再次凭借智慧逃离险境。但不知为什么，她总是与厄运相伴，她走到哪里，厄运就跟随她到哪里，她仿佛一生注定难逃厄运。最终在上天降下的一阵雷电之中，贾丝汀满怀哀怨和绝望的心情，含恨离开了人间。 在《贾丝汀》中，萨德表现了这样一个世界：天真、善良和美德一再惨败，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真正的胜利者是恶。由于残酷在作品中占据了性场景的主导地位，因此读者几乎不可能从中获得任何可以想象的乐趣。在萨德的写作动机中，最主要的动机就是要去震惊世人，让人感到恶的震撼力。因此，看萨德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检验自我所能忍受的被震惊的极限。 萨德不仅有着令人惊骇的生活，令人震惊的作品，还有着令人难以容忍的理论观点。他自命为自然和谐的信奉者，但他所言的自然和谐是一种残酷的纯生物主义。他认为人的天性是残酷的，其自然本性是罪恶的，而人的本性在其性活动中表现最为充分。性活动的最自然的形式，最强烈的形式，是痛苦的形式。在女人身上这一点表现最为明显。性偏离作为一种天然的行为方式，是自然的。关于性变态，萨德有着不同凡响的高论：“在我们同类中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的行为令人震惊，遭人蔑视……但若对他们仅仅施以惩罚或说教根本无济于事，因为他们那些古怪性情的萌发常常不由自主，在这一点你我皆然，无论智愚，无论出身贵贱高低。”
由于萨德表现的人物都是喜欢实施*待的残酷的人，人们常常对他进行指责。面对指责，萨德辩解说：“愚人反对我，说我所描绘出的那些人是恶魔。假如用我们传统的惯常方式来看，他们的确是恶魔……但他们是‘自然’为实现其法则而筹划出的工具。自然赋予他们野蛮与血腥的性格，这就是生命的本来面目。”他公然宣称，传统的道德是反自然的。 萨德直言说，人的世界是邪恶的世界，自然界到处都是罪恶；美德并不真实，善与美德的努力是无望的，终将遭到失败和毁灭。罪恶为人带来财富、欢乐和权力，罪恶使人成为强者，这一理论是萨德一切创作活动的逻辑起点和表现主题。 萨德的作品《贾丝汀》出版后，立刻引起巨大的轰动。很多人，尤其是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争相私下阅读，新生的有产阶级的人们对于悖德、堕落、变态的性刺激也尤为热衷。 1814年，《贾丝汀》一书被禁，同年，萨德告别人世。翌年，他的其他作品统统被查禁，但他的书一直在私下流传。虽然他的为人和他的作品是如此有悖于我们社会的道德，可他的影响却极为深远。20世纪的法国作家乃至欧洲作家，尤其是浪漫主义作家、颓废派作家以及这个世纪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都深受萨德的影响。波德莱尔对他备加推崇，尼采认为萨德的作品表现出一种惊人的力量，毕加索赞叹萨德思路极为开阔，敢于说出残酷的真理，而女权主义领袖西蒙·德·波伏瓦则直截了当地说萨德是位了不起的思想家。 到了20世纪，由于作家阿波利奈尔的极力争取，萨德这位最有争议的作家终于在正宗的文学史上获得了自己的地位。萨德的作品已被收入《七星丛书》，这意味着他作为经典作家已被法国文学界认可。但西方对于萨德作品的开禁只是近几十年的事。20世纪40年代，有人在法国出版萨德的26卷全集被起诉，并被处以罚款，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最自由的国家里，公开出版萨德的作品，也是１９６５年以后的事。 冒犯禁忌有时是为了表现自身的力量，说出残酷的真理，揭示令人绝望的生命真相，有时则是为了获得一种亵渎的*。 “垮掉的一代”和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作家、艺术家们，为了表现他们对工业文明的厌恶，故意拒绝接纳文明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而且社会反对什么，他们就去干什么。他们讨厌做好人，做社会有用的人。他们四处流浪，四海为家，标新立异，别出心裁，放浪形骸，耽于酒色，下赌场，吸大麻，追女人，逛妓院。然后用最能表现他们情绪的亵渎语言把他们的生活经历写成作品。 巴勒斯与“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领袖金斯堡和克鲁亚克齐名。他是个胆大妄为的疯子。一切可以冒犯社会、践踏禁忌的事情他都愿干，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吸毒，他和女友琼一道去德克萨斯种大麻，后又去墨西哥城找更便宜的毒品来源。他常常被酒醉毒迷，一次在这种醉酒毒迷的状态下，他用枪误杀了他的女友琼，清醒之后知已无可挽回，便逃亡北非。他是位作家，代表作有《*的午餐》、《温柔的机器》和《爆炸的车票》。在创作方式上，他也竭尽全力尽情亵渎一切，人在他的笔下不过是行尸走肉，可爱的生命成了糜烂污秽的东西。他表现虐待和性恐怖，并反复表现“绞刑游戏”，这种所谓的恐怖游戏几乎出现在他的所有作品里。 巴勒斯在写作中随心所欲，肆意破坏语言规范，大量描写正统社会反对的肮脏低俗的人物形象，并使用污秽亵渎的语言来激怒读者。在《*的午餐》里，他按捺不住地使用了他能使用的一切最恶劣的语言，其中最使读者恼火的话是：“文雅的读者，你们可以在泄欲灯泡的照明下从*儿中看到高贵的上帝。” 说到语言的禁忌践踏，也许应该提一下亨利·米勒。他是著名的美国当代作家，代表作主要有《北回归线》、《南回归线》、《在玫瑰色十字架上受刑》等七部自传性作品，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北回归线》。他的书在英美长期遭禁，命运与劳伦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相似。他被美英两国视为危险分子，人们看到他纷纷躲避，像是看到了魔鬼的化身。他的书被视为危害社会安宁的邪恶力量。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的书才正式开禁，允许在美国出版，并为公众普遍接受。即使是这样，仍然还有些政府要员公开指责米勒作品的可憎性。对此，米勒的回答是：“《北回归线》是显露我在死亡坟墓里搏斗所遭受的伤害的一份浸泡在血水之中的见证。它所散发的强烈的性味道，是真正出生的芳香。对于那些不能认识其意义的人，它是会令他们感到不快和讨厌的。”
对于作家来说，所能冒犯的禁忌主要就是政治上的禁忌和私生活场景表现的禁忌及暴力表现的禁忌。在当代文明社会中，自由已被公认为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所以政治上的禁忌几乎已经不存在了，人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言论，可以采取正当的自由行动。随着社会本身的承受力增强，人的承受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暴力表现禁忌也在消失。剩下的就是性生活表现的禁忌。从语言的角度看，对禁忌的践踏表现为使用直接描述性器官和性行为的语言及亵渎性的语言。 米勒特别喜欢用脏字，他总是感觉到一种要打破一切禁忌的遏制不住的需要。他要尽可能经常地去写去说“操……”来表现他的自由和独创性。他特别喜欢以这种方式来表现他的独创性，并力图用他的想象力来把读者震晕。在1961年版的《北回归线》的第9页，米勒这样写道： 你可以把癞蛤蟆、蝙蝠、蜥蜴塞满你的肛门直肠。如果你乐意，你可以屙出琶音，或者你可以把齐特拉琴排放在你的肚脐上。我在操你，坦妮娅，所以你要老老实实待着挨操。假如你害怕在公共场所挨操的话，那我就私下操你。我要从你的*揪下几根*，粘在波瑞斯的下巴上。我要使劲咬你的*，并吐出两个法郎。 这段语言是拉伯雷式的夸张语言，挂在肛门上的齐特拉琴是拉伯雷意义上的竖琴，排放在肚脐上的琴没有任何意义。狠命咬*暗示着*待和痛苦，而吐出的法朗暗示着性行为的商品意味。作者力图以一种古怪的方式让人把他的描写与沃尔特将钱塞进**的描写联想到一起，它暗示着*是她的财富的来源，同时也意味着他的一位现代宙斯把黄金投进达那厄的“膝间”。米勒强有力地把从耶海罗尼姆斯·鲍什、詹姆斯·乔伊斯和瓦尔特·惠特曼那儿获得的意象合并在一起，用拉伯雷式的夸张形式表现超现实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内蕴。为了获得审美效果，现实被弄得秩序混乱，但与此同时，乖谬也被宣示出来。 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世界是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这一时代是文化上的大颠覆时代，也是抛弃一切禁忌的时代。人们，尤其是作家、艺术家，表现着他们可能达到的极限。人们不仅欣赏荒诞，颠覆价值，关心幻觉，讴歌低级的本能冲动，而且热衷于残忍和暴力，追求震骇、殴斗、病态刺激，醉心于性反常。电影、戏剧、绘画等艺术形式竞相夸示鲜血淋淋的场面，展览性反常的细节。例如在安迪·沃洛尔的《切尔西女郎》和瑞典的《我好奇》之类的电影里，在《福兹》和《谢》之类的戏剧里，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作品公开展示*行为。 法国作家让·热奈的名气仅仅次于加缪和萨特。对于违禁题材的表现，他总是十分迷恋。热奈热衷于表现的主题是犯罪、性和社会的堕落、凶杀。热奈总是把小偷、*犯、杀人凶手的世界看成唯一诚实的世界，原因在于热奈把真实与基本冲动视为同一。他之所以说小偷、杀人犯、*犯的世界真实，是因为他认为他们的非道德行为是歪曲了的最深刻、最犯禁且又最真实的人类生命冲动的表现。在他那里，肉体结合和吃人肉的幻想象征着人类欲望的最深刻的真理。 在暴力和病态刺激的表现上，有些事件艺术达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20世纪60年代末，在纽约教堂里举行的“艺术的毁灭”讨论会上，有人即兴表演血淋淋的事件艺术，一个所谓的艺术家把一只小白鸡从天花板上吊下来，小鸡挣扎，左右摇晃，这时他把鸡头用园艺剪剪掉，把刚刚剪下的鸡头夹在他的双腿之间，塞进拉链未扣上的裤子里，并同时用没有头的鸡对一架钢琴的内箱猛敲。1968年，在一个著名的电影馆里，德国艺术家赫尔曼·尼采在舞台上当众剖开了一只羊的胸膛，并把羊的内脏和血泼掷在一位妙龄少女的身上，接着，他又把羊的尸体用钉子钉在一具十字架上。据赫尔曼·尼采解释，演员们互相往身上泼动物的内脏肚肠和鲜血，进行狂欢神秘表演，是为了象征性地重现古代罗马屠宰公牛祭神的仪式。
这种刻意展现暴力、血腥、性变态和刺激的荒诞艺术纯粹是为了向人们证明什么都可以去干，而他们就把这叫做艺术。他们这样做就是要为了践踏禁忌，为了向世界显示禁忌根本就不存在。如果你不承认禁忌，也就没有什么禁忌。可这样一来，他们力图践踏禁忌的行为也就失去了任何冒犯的意义。既然什么禁忌都不存在，也就无所谓冒犯禁忌，所以原有渴望冒犯禁忌的乐趣也就随之荡然无存了。 在我们的社会中，女人被规定的形象总是一种美而温顺的形象。为了与这一形象吻合，女人总是刻意将自己塑造成这样的人。对于社会禁忌，社会要求女人尽力避开，这样她们可以免受惩罚，而多数女人也是这么做的。从性情上看，在实际生活中女人由于文化的培育，比男人更容易驯服于社会规范，接纳社会道德准则，也比男人更渴望过安宁、无灾无难的平静生活。然而这只是后天社会教化的结果，女人在天性上并不比男人更驯服。女人所以在现实中比男人驯服是因为，在男人仍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女人冒犯禁忌所受到的公众谴责和惩罚要远远超过冒犯禁忌的男人，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她们绝不愿意招惹禁忌，即使犯禁，也总是秘密的，私下的，希望别人永远不知道。但女人一旦决意要冒犯禁忌，往往要比男人更为彻底。当代最有争议的红遍世界的歌星，招人爱，又招人恨的麦当娜就是一个绝妙的例证。她有句名言：“我宁愿穿过火焰，也绝不绕着走。” 麦当娜几乎做了一切社会禁止女人做的事。 社会规定，女人的*不应该在公共场所裸露过分，更不允许完全暴露。可麦当娜根本不理睬社会的应不应该，允不允许，只要她认为需要，她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她什么时候想*衣服就什么时候脱。她靠脱起家，以脱为荣，以脱制胜，以脱惊人，以脱成功。她深知自己*的魅力，深知**给人带来的强烈刺激，深知她这样做对于观众的征服力。 *是社会明文禁止的，但麦当娜仿佛根本不把它当回事，还在年幼的时候，为了证明她本人的魅力，她就敢爬到父亲的大腿根部毫无顾忌地恣意*。她曾公开向人们宣布：“我敢和每个人*——我叔叔，我的爷爷以及任何人。”她自信是个无比美丽的*女人，能用她的*征服所有的人，其中包括她的亲人。 婚前性行为、同性恋是社会反对的，可麦当娜还是小女孩时就已经开始与其他女孩一起探索同性恋的乐趣。成年后她有不少女同性恋的经历，她最经常的同性恋女伴是贝尔和伯纳德。 社会要求人们遵守公共道德，爱护公共环境，可她却在地铁站里用口红歪歪斜斜画满了她的芳名。为了追求坏女孩的风格，她专门与女友及同性恋女伴儿贝尔在马路上练马路艺术，在纽约的马路边吐唾沫，并吐个没完，吓傻了过路的行人。 为了表现她对正统文化的蔑视，她把自己的一家唱片公司故意命名为“妖精唱片公司”。 麦当娜不仅在生活中*不羁，肆意践踏禁忌，在舞台上也是如此。她对自己所有的艺术演出都是认真的，一丝不苟，对于冒犯禁忌同样一丝不苟。在《内心独白》这一宣传未来学的神话故事的歌舞表演中，麦当娜全身着黑色套服，一副霸主神气。在她身后是裸背拼命干活的工人。麦当娜边唱边舞，神采奕奕，两手不停地在*摸来摸去，并随后爬到一张道具床上，招呼一位工人上床为她服务，与她缠绵。 在语言上对于禁忌进行践踏，麦当娜比起男性同胞们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麦当娜在情绪不佳时常随口骂人，使用的都是些最有力度的脏话。即使是不生气时，她也时常使用脏话，只要她认为场合适当。麦当娜对于这种语言有着特殊的爱好。这种语言有她需要的力度和违禁特征，能使她在语言上表现她的反叛精神。 不过，麦当娜最有影响力的践踏禁忌之举是她拍自己的*集《性》。麦当娜*衣服拍*并不是像一般*模特那么本分，她要通过性在不同情景、情节和环境中的意图表现来获得一般*摄影无法获得的效果。她不仅大胆地展示自己诱人的*丰臀、圆润的*和肌肤，且毛发毕现，身体的所有部位都暴露无遗。她动作大胆*，而且加进了不少暴力、同性恋的镜头，甚至还有被人凌辱强暴的表现，她的搭档是她最爱的黑女人，当今世界名模，以及她的其他性伙伴。但有关拍*报道最多的一个特别火爆的拍摄过程，是麦当娜在迈阿密的一家意大利比萨饼店的营业部赤身*地品尝意大利馅饼，然后又*着跑到大街上，在众目睽睽之下若无其事地乘坐一辆计程车疾驰而去。待别人报警，警察赶到现场时，麦当娜早已无影无踪。在一次采访中，记者问她的外景拍摄如何完成，她说，在计划好要去拍的场景之前，他们要先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她里面*，只在外面披件披风或外衣，到了拍摄现场，她便会脱去外衣，立即拍摄，等周围过往的众人明白过来，他们已经拍摄得差不多了。待人报警，警察赶到时，他们早已逃得不见踪影。麦当娜觉得这样特别刺激，也非常过瘾、有趣。
《性》*集出版之后极为轰动，首版50万册。虽书价高达美元，但上市第一天便销出15万册。麦当娜并不回避她拍《性》*集的意图，她说：“我拍《性》*集是为了打开人的心扉，改变人对性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我是性革命者。只有*衣服，我才感到自由自在。我不仅要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而且我还要一直这么干下去。” 当有人指责她有裸露癖时，她立即回应道：“不错我有。但我想所有喜欢看*的人也全都有，承认不承认是另一回事。” 作家、艺术家冒犯禁忌、践踏禁忌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公开的、隐蔽的、积极的、消极的、有意义的、无意义的。另外，就禁忌本身而言也有一个文化问题。在一个地方是禁忌，在另一个地方就不是禁忌；在一个时代是禁忌，在另一个时代就可能成为社会所能接纳的行为规范。从封建时代的人与现代社会的人对自由恋爱的不同态度上，即可印证这一点。作家、艺术家对于禁忌的冒犯一般都是蓄意的。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违禁是为了获得一种绝对的、超越限度的自由，因为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禁忌总是一种对人的限制和束缚。作家、艺术家的违禁在主观意图上既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胆识和力量，更是为了获得绝对的自主权、行动自由和创作自由。它充分地表现在艺术创作的立意上和表现手段上。 伊莎朵拉·邓肯不仅按自己的方式跳舞，而且也按自己的意图穿着舞衣。在《唐豪塞》首场公演时，她穿着自行设计的透明图尼克舞衣，光裸着迷人的大腿。从客观效果上看，穿着这种透明舞衣，在她跳舞时即会将她舞蹈着的身体各个部位都暴露无遗。邓肯这副模样置身于套着粉红色紧身衫的舞者的大腿之间，显得格外出众，格外引人注目，也格外招人议论。不用说，邓肯大胆的衣饰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这在当时是一种冒犯常规，也是冒犯禁忌的行为。为了不惹麻烦，瓦格纳夫人连忙让女儿将一件白色无袖衫送到化妆室，并请求邓肯把她送来的衣服穿在她舞装的薄薄披纱下面。但邓肯坚决拒绝。她之所以仅用薄纱做舞装自有其明确意图，她要表现自己所创现代芭蕾舞的天趣与自然。如穿上瓦格纳夫人让女儿送来的衣服，则会破坏她的芭蕾所要表现的理想。因此，她执意要穿着那身透明舞衣，不作任何更改，她要以自己的方式跳舞，要么干脆就不跳。 由于当时邓肯这样着装可谓独创，而她的裸露程度超出了当时的芭蕾舞表演所能允许的限度，公众对她透明的舞装和漂亮的大腿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邓肯裸露光洁润滑的皮肤是否道德？是不是应该用讨厌的肉色紧身衣把美丽的*遮掩起来？邓肯竭尽全力向众人说明着装的自然性是何等重要，她反复多次地向人们疾呼，说肉色的紧身衫是何等鄙俗，何等不雅，*的人体是多么优雅，尤其是当人的*为美丽的思想所灌注时，人体是何等纯洁无邪和美丽动人。 当时，伊莎朵拉·邓肯曾经向瓦格纳夫人预言：“您将会看到要不了多少年，您的酒神祭女和如花似玉的少女们都会像这样装束打扮的。”她的这段话曾被当做异端邪说，但到了后来，伊莎朵拉的预言果然变成了现实。 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打破禁忌是必要的，尤其是当禁忌成了一种扼杀自由创造的力量时，这种必要性就更为不言自明。艺术的创造总要摆脱一切束缚和限制，艺术创造正是在不断打破禁忌的基础上完成的，社会也是在不断打破禁忌而向前发展的。当然，并不是生命中的一切禁忌都应该打破，而且真要是把所有禁忌都打破了，也不一定会对艺术创造和人们的生活有所裨益。禁忌的存在自有其合理性，它的作用在于强化社会的组织结构，稳定既定的生活方式，有时人的安全也需要由禁忌来维护。从另一方面看，禁忌作为社会的稳定性力量也往往会成为新的社会变革、新的生活方式的障碍。所以，当人们渴望新的生活，渴望新社会到来的时候，便会不顾一切地冒犯禁忌、践踏禁忌，此外，人并不一定非要为了崇高的目的才去冒犯禁忌，有时仅仅是为了寻求刺激和冒险，人就乐于去做违禁的事情。
作家、艺术家喜欢冒犯禁忌除了为获得创作的绝对自由，为争取自我存在的绝对自由之外，追求的就是违禁的喜悦和*。这种喜悦和*来源于他们对于禁忌的挑战意识，挑战既表现了他们大胆的冒险精神，也表现了他们力图成为生命的主宰者，敢于与一切阻碍他们主宰者的力量进行对抗和战斗的决心。 没有禁忌，也就没有违禁，自然也不存在对于禁忌的挑战，而源自对禁忌挑战的一切乐趣也都将丧失。正如前面所述，违禁的乐趣来源于违禁本身，一切魅力都存在于禁忌之中，没有禁忌，违禁的魅力也就没有了存身之处。这在某种意义上充满了精神和心理的意味，因为魅力这种东西实在是人的一种感觉，尽管是对于对象的感觉，但它依然还是一种感觉。 魅力就存在于禁忌之中。对此，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有着精辟的说明：“禁忌一旦解除，魅力即刻遁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