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艺术家自认对于一切都有权利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表现，去叙说，甚至去嘲弄，去亵渎，这是他们的自由。后期象征主义作家、被人视为魔鬼化身的波德莱尔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 什么是爱情？爱情就是出卖自身。 上帝将他的爱广赐普天下一切人，上帝的爱是最大的卖淫。 爱情本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波德莱尔用一种亵渎的眼光重新审视爱情，自我奉献也就成了出卖自身，爱的最多者莫过于神，他奉献的最多，出卖的也最多，所以也就成了最大的卖淫者。历史上敢于亵渎上帝的艺术家不止是波德莱尔一人，但敢于对上帝如此直言的恐怕他是第一个。 作家、艺术家并不是对所有芸芸众生所认定神圣的存在都要亵渎。他们只是亵渎那些他们觉得有必要亵渎的东西，他们只是在生活中的某些时刻亵渎那些必须亵渎的东西。不过，他们凭借自己的感觉来评判一切。他们尤其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亵渎那些社会确立的神圣观念和芸芸众生所信奉为神圣的东西。 上帝在世人的心目中，尤其在热爱主的芸芸众生的心目中，是至善至爱的化身。但画家毕加索却不这么看，他对上帝的观念来源是具体的生命活动。他对上帝的认识，不是源于《圣经》，而是源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毕加索十分爱他有着金色的卷发、满面笑容的妹妹孔瑟达，他曾相信至善和万能的上帝愿意并且能够拯救７岁的患白喉症的妹妹挣脱死神之手。他曾向上帝无数次祈祷，别让妹妹被死神夺去。但上帝没有理睬他的请求和祈祷，眼看着她死去。从此，他便认为上帝是邪恶的，命运与人为敌，这个世界是强者的世界。神不是善者，而是有力量的恶者。这个世界真正崇拜的不是善，而是恶的力量，于是他创作了亵渎神意的画《耶稣赐福魔鬼》。耶稣怎么可能赐福给魔鬼？ 作家、艺术家亵渎上帝的方式源于他们对于上帝的理解。作家弥尔顿亵渎上帝的方式是歌颂魔鬼。在《失乐园》里，他所描绘的魔鬼是反抗代表邪恶势力的上帝的英雄。作家伏尼契则干脆通过作品中的主人公之口宣称，上帝的存在只是一个骗局。有时，艺术家对于神圣存在的亵渎是不经意的，像拉斐尔之类的画家就是这样，他竟然用*作为原型创作圣母的画像。这样一来，*与圣母也就没有区别了，*就是圣母。也许拉斐尔在作画之际并不是故意要把*的地位提升到圣母的位置，也不是要把圣母的位置贬低到*的地位，他只不过是感觉到眼前的*从外部形象上适合于作为圣母形象的原型。在文艺复兴时代，这样的画家并不招致别人的非议。米开朗基罗创作的上帝的形象，是否以其同性恋伙伴为原型，也很难讲。 神在芸芸众生心目中永远占据着神圣的地位，但在作家、艺术家那里占什么样的地位完全由他们的感觉来决定。麦当娜把*放在第一位，所以她对神的解释往往从是否*入手，而她对于神所能作的最好解释就是*解释。麦当娜说：“说十字架*，是因为上面钉着个*的男人。”她到处讲述耶稣的*，并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作为男性*的象征编入歌舞表演出来。为此，她惹怒了宗教界，人们咒骂她是个亵渎上帝的妖妇。麦当娜却满不在乎，在麦当娜看来，真正重要的还是*，连上帝都喜欢*。有一次在拍照时，麦当娜正在拉拉锁，突然间她脖子上戴的十字架挣脱了束缚，顺着她高耸的乳胸往下滑溜，她兴奋异常地说：“连上帝也往我裤子里钻！” 在芸芸众生看来，灵魂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人的神圣性的集中体现，但在作家、艺术家看来，灵魂的重要性不仅因人而异，而且也因生命存在的境遇不同而发生变化，有时灵魂的存在对人反有害。海明威就觉得灵魂的存在无关紧要。他曾这样说过：“我的灵魂也许不会得救。谁关心自己的灵魂是否得救呢？明智地丢掉自己的灵魂，是人的职责。这就跟你会卖掉自己的保卫不住的阵地是一样的，尽量卖得贵些，不惜讨个最高价钱。”
人们总是习惯于相信正义的战争是伟大而神圣的，然而在作家、艺术家看来，一切战争都是残酷的、愚蠢的，战争是罪恶，无论你为谁而战，最终都要杀人，都是犯罪；而战争从根本上说是*的爆发，绝对没有神圣和正义可言。战争无非是赋予人，赋予这个世界杀人的权力和勇气。在《永别了，武器》中，海明威写道：“既然人们给世界带来这么大的勇气，这个世界就非杀了他们，毁了他们不可，所以世界当然要杀他们，毁他们……很善良的人，很文雅的人，很勇敢的人，都不问青红皂白一概杀掉。如果你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人，那你也可以相信，它还是要杀你，只不过不是那么迫不及待地要杀罢了。” 说到战争的神圣和伟大时，海明威写道：“肚破肠流的尸体上没有美可言，炮弹休克的士兵身上没有尊严，牺牲只在不必牺牲的人来说是高尚的。”他憎恨虚伪，认为战争没有什么伟大、神圣或光荣的东西。“战争就是血泊，就是地狱，就是黑暗中痛苦的号叫，残酷无情、毫无意义。” “我听到‘神圣’、‘光荣’、‘牺牲’等字眼和‘徒劳无益’之类的说法，总是感到害臊……像‘光荣’、‘荣誉’、‘勇气’这样的抽象词语，与具体的村庄名字、道路编号、河流名称、部队番号和日期相形之下，全都显得可憎。我可没有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光荣的东西也没什么光荣；至于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不同的是把肉拿来埋掉罢了。” 海明威亲身经历过战争，他最清楚战争意味着什么。 爱是崇高的，这是人们灵与肉交融的结合，是人生最美妙的境界之一。但在作家、艺术家看来，爱情还有着极为可憎的一面。就像在前面提到过的一样，海明威认为：“性行为并不雅观，而爱情又和宗教一样，造成的痛苦多于幸福。”在《有钱人和没钱人》中，海明威更为详尽地阐述了他对爱情的看法： 爱情最伟大，是不是？爱情不过是另一种肮脏的谎言。爱情是因为你怕我怀孕而使我晕头转向的迷魂药。爱情就是奎宁，奎宁，奎宁，服到我耳聋为止。爱情就是你让我经受的那种肮脏的堕胎时的恐怖。爱情就是我这完全被搅乱的五脏六腑。爱情就是一半的导液疗法和一半令人昏眩的灌洗疗法。我总算懂得了一点爱情。爱情就在洗澡间里的门后挂着呢，有一股消毒剂的味道。让爱情见鬼去吧。 这是小说主人公理查德·戈登的妻子所说的一番话。 波德莱尔表现对人类高尚爱情进行亵渎的方式不仅是把爱情与痛苦和受难连在一起，而且还把爱情与*、死亡、腐烂联系在一起： 我的灵魂，曾记否， 在那和煦的春日里我们所见的景况： 那儿有一小径折向一旁， 一堆令人作呕的行尸走肉 横陈在一张布满卵石的床上。 两腿叉开，*中烧，遍体流毒。 带着玩世不恭的蔑视神情， 袒露出它那腐气熏天的肝腹。 波德莱尔表现的爱情总是有一种肮脏、腐烂和恶臭之味。 英国作家斯温伯恩也喜欢表现爱情，歌颂爱情，亵渎爱情，他的表现题材主要集中于人类之爱，但他表现的爱情却几乎都不会给人欣悦的感觉。他的作品所表述的爱几乎全是受虐之爱、*之爱、鞭笞之爱。斯温伯恩的受虐意识很强，他习惯到一家他能受到鞭笞的妓院里去接受鞭笞，从而使他紧张的心理得以放松。另外，他还是个同性恋者，对于正常的男女*不感兴趣。 作家、艺术家笔下表现的爱情最美好，最神圣，往往也最丑恶，最下贱。作家维克多·雨果是永远不倦的爱情歌手，但他一面歌颂爱情的神圣、崇高、纯洁和永恒，一面又不断用花言巧语和行为来亵渎爱情。他所喜欢做的事之一，就是把他所钟爱的女人抬高，高得令人头晕眼花，然后摔下来。爱的精神性在雨果那儿完全蜕变成了肉体性，他喜欢把人类最高的价值与肉体需要联系在一起。他曾说：
哪里有真正的婚姻，这就是说哪里有爱情，其中交织着理想，合欢床就是黑夜中初露的晨曦……这些快乐是地地道道的快乐，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快乐……爱或者曾经爱过，这就足够了，以后再也不必奢求什么。在生命晦暗的褶皱里，没有别的珍珠可找…… 雨果一面讴歌由爱情缔结的婚姻，一面又情不自禁地去想别的女人，一面追逐情妇，一面宽慰妻子。为了和情人会面，他把妻子阿黛尔和孩子们丢在岩石堡，却又假惺惺地给妻子写甜蜜的信：“我的阿黛尔，我爱你。我们不久就会重逢的。经常给我写信，写长一点。你是我生命的快乐和光荣，吻你的前额和妩媚的眼睛……” 实际上，在这时，他内心中只有情人朱丽叶。不久，雨果又有了新的主宰和女王莱奥妮·多奈。他在三个女人之间周旋自如，而且还能不停地写作。接着，雨果又爱上一个又一个女人，把那些有限的情话爱语无休止地重复千百遍。他竟然不为其单调乏味而厌烦，也不为用同样的话对不同的女人诉说爱意而有亵渎之感。 毕加索在对爱情上比雨果要诚实得多。对于女人爱就爱，不爱就是不爱，他不会对他不爱的女人说他爱她，也决不会为照顾她的情绪或彼此的面子、自尊心而扯谎，说些言不由衷的话，或写些伪善的信。 有一天，吉洛和毕加索来到地下室，看守打量了他们一番，然后咧嘴笑了笑。 “有什么好笑的？”毕加索问他道。 看守说：“你真幸运，我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年，看见许多老顾客每年带来的都是同一个女人，而且一年比一年衰老。而你每次来，身边总是另外一个女人，一个比一个年轻。” 毕加索表示，这就是他的生活风格。 毕加索喜欢伴侣的常新，讨厌虚假的神圣高尚之爱。他坦白承认，他忍受不了爱情的单调。他说：“爱一时还没什么，可时间一长，那一定会很乏味的……”对于基督教宣扬的美德，他一概拒纳，并且极力攻击和亵渎。在他看来，感情上的高尚行为是不太真实的，感情上的利他主义只是一种不可信的东西。他说：“你爱着某人，却甘愿看着她随某个小伙子而去，这种事是极不可信的。无论哪一天，我都宁肯看着一个女人死去，而不愿意看着她与别人幸福美满。我宁肯老实真诚地说，我要占有自己所爱的人，并将不顾一切地不让她离开。我对这类基督徒的所谓高尚行为毫无兴趣。” 他还对上帝进行随意的解释，好像上帝就和他一样，一边作画，一边寻欢作乐：“上帝其实也是艺术家，是他发明了长颈鹿、大象和猫。他根本没有固定的风格，只是一个劲地尝试着新事物，跟雕刻家一模一样。他最初模拟自然，然后搞抽象创作，最终却躺在那儿抚摩模特儿。” 不少作家、艺术家是随意的，他们干什么全凭自己的兴致，对于他人的情感全然不顾。本来，热爱艺术的人对艺术家崇拜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艺术家有时却无端地去刺痛热爱他们艺术的人们的感情，去伤害他们无辜的心。一位热爱麦当娜音乐的女孩从远道赶来，为了等麦当娜有空闲时给她签个字，她几乎等了一天。但当她最后见到麦当娜时，麦当娜却拒绝满足她这个小小的要求。她难过得哭了。贝多芬虽没有麦当娜那么残酷，但他对他的崇拜者的真情的亵渎一点儿也不差。有一位妇女特别喜欢他的音乐，对贝多芬崇拜备至，她曾乞求贝多芬送她一束头发，贝多芬却悄悄地拿来一把山羊胡子给了她。这种恶作剧实在缺德。而且他这种缺德行为是有意做出来的，找一把山羊胡子比剪掉一束头发要费力许多。 表演艺术家在舞台上创造的形象是完美的，使用的语言也是优雅的。但根据调查，幕后使用亵渎性语言最多的恰恰是他们，他们最喜欢说粗话。因为说粗话能给他们带来一种亵渎性的*。首先，说粗话表明一种对于正统文化的蔑视；其次，说粗话代表他们的一种任意权利。蒙哥马利·克拉夫特是位影坛巨星，在影坛上他演的多是英俊高雅的主角，可他在遇到当时仅有17岁的伊丽莎白·泰勒时，他就私下凑到她耳边悄悄地说：“贝西·梅，你的奶真大，简直不能相信是真的。”贝西·梅是他自己给伊丽莎白·泰勒起的名字。接着，他又逗她说：“假如我还没有那么老的话，我会让你和我一起私奔的。”
不过，最爱说粗话的恐怕还是伊丽莎白·泰勒。虽然她最早在银幕上塑造的形象是*形象，可在银幕之下，她最喜欢讲粗话，在这方面她的名气和她演电影的名气不相上下。当她刚结识蒙哥马利·克拉夫特时，她妈妈莎拉一直陪着她。由于作为大明星的她容貌出众，举止迷人，莎拉的话越来越多，这使伊丽莎白感到颇为窘迫。于是，她向克拉夫特道歉说：“对不起，妈真是的，她有时候可真操蛋。” 伊丽莎白长得十分迷人，人见人爱，摄影师布兰·沃勒回忆说：“她是多么美啊！第一次见到她时总会有一种被猛击一拳的感觉，她怪就怪在嘴太脏，语言污秽而下流。她说起话来真让人吃惊，因为你从来不会想到从那么美妙的樱唇里会吐出那么肮脏的字眼儿。” 佩吉·罗特利奇也回忆道，米高梅公司曾有人找她说：“你得清洁一下她的语言。这么漂亮的脸蛋儿，竟说出那等的语言。”当时，她和伊丽莎白同住，她说：“我也不明白她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骂人的习惯的——我想她是从斯坦利·唐南，或者从蒙哥马利·克拉夫特那儿学来的，他们经常骂人。” 那么，伊丽莎白·泰勒又是怎么骂人的呢？当她在乔治·斯蒂文斯导演的《巨人》中担任主角时，担任男主角的马龙·白兰度因车祸毙命，她异常伤心，可为了早日把电影拍完，导演在她情绪尚未过来时要她接着拍戏，她极为愤怒，大骂斯蒂文斯：“你这麻木不仁、没有人心的杂种，你给我在地狱里烂掉！” 时隔不久，她所爱的蒙哥马利·克拉夫特出了车祸，伤势严重，当时她在现场帮助抢救。一群新闻记者闻讯后赶到，对着克拉夫特拍照，伊丽莎白不让他们拍，还用肮脏的话来骂他们。罗克·赫德森回忆说，她把他们吓得目瞪口呆而忘了照相。“你们这群狗娘养的！”她说，“假如你们胆敢这样给他照相，我就踢你们的蛋，不准你们再靠近他。快滚开，你们这些该死的杂种！” 她骂人是很随意的，不仅在生气时骂人，平时想骂人时也骂人。甚至在拍摄现场也喜欢满口脏话。据哈罗德·萨逊说：“有一次，我不得不通过埃迪让她别在拍摄现场说脏话。英国摄制组对此印象极坏。她总是大呼小叫地嚷着，‘嗨，傻瓜’，‘嗨，*儿’，让人很不舒服，所以我去找埃迪，让他告诉她嘴里要干净点儿。这样做居然奏效了，当然这只能维持一段时间。” 心情好时，伊丽莎白·泰勒有时也骂人。有一次晚宴，埃迪坐那里，嘴里抽着罗密欧与朱丽叶牌雪茄，伊丽莎白坐在桌前用餐，她对那个一句英语也听不懂的意大利侍者发号施令。她甜甜地对他笑着说：“请你把那盘烤牛肉递给我。”这个侍者听她开了口，便忙着跑来跑去端他那些银制的椭圆形大浅盘和大碗，嘴里还说着：“是，夫人，是，夫人！”这个可怜的侍者只会说这两个英语词。随后，她又笑着对他说：“好吧，浑虫，现在把那碗青豆给我。”伊丽莎白·泰勒认为自己这样做很有趣。 在大众心目中，伊丽莎白·泰勒是纯真*式的偶像，人们从来不愿意把她与其他不好的形象联在一起。但是，伊丽莎白并不珍视观众对于她的这片美意和真情。她不仅在扮演埃及艳后时拍全身*的裸戏镜头，而且还让她的挚友罗迪·麦克道尔为《花花公子》拍摄她穿着透明睡衣的照片和其他裸露*的照片。《花花公子》杂志在１９６３年１月号刊登了这些照片。她的这种做法让那些热爱她的观众实在感到难过。在美国公众的印象中，《花花公子》是下流的*杂志，但伊丽莎白·泰勒竟为这样的杂志提供玉照，还将那些泄露无限春意的照片登在这种杂志上。这实在是对热爱她的观众的一种大不敬，一种情感上的亵渎和伤害。 作家、艺术家往往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去干什么，他们喜欢的一切都随个人兴致，是否冒犯他人，是否亵渎神圣，是否伤害到了他人，他们并不很在意，只要他们感到舒服。艺术本来是表达高尚情感的一种神圣的形式，可他们有时却根本不把它当回事。理查德·伯顿是位极富魅力的演员，也是寻欢作乐、勾引女人的老手，女人总是不由自主地为他神魂颠倒，伯顿常为自己是搞女人的高手的名声而洋洋自得。他曾经告诉人们这样一件事来显示他的魅力：“在《加米洛特》里，我扮演皇帝。在我身后站着的合唱队唱的一首歌是这么开头的：‘不知皇上今晚干什么？’可她们竟然随意改动，她们不止一次地这样唱：‘不知皇上今晚和谁睡？’但观众似乎从未发现。”这些合唱队的女人也真够疯的，竟把高雅神圣的艺术表演变成了她们与伯顿进行*的一种手段。能这样做能给她们带来一种亵渎的*，一种强烈的快意。
作家、艺术家亵渎神圣的事物有时是蓄意的，有时则是无意识的；有时是意味深长的，有时则是毫无意义的。在对神圣事物的蓄意亵渎中，他们明显地企图表达一种意向，一种对神圣事物的敌意，这种敌意源于他们本人的切身生命体验：或是为了揭示生命本身的终极非神圣本质，或是为了展现一种自身的勇气和力量。 作家、艺术家有时也无意识地亵渎神圣的事物。在这种亵渎行为中，不存在任何事先筹划好的意图。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喜欢这样做，而这本身就是他们的无意识亵渎行为的充足理由。这仿佛就像是孩子式的嬉闹，无意表达深刻的思想和内在的意图，而只是为了高兴，为了玩乐，为了痛快。 作家、艺术家之所以喜欢亵渎神圣，是因为践踏神圣的行为可以显示他们的力量所在，显示他们拥有的无上权利所在。他们敢于亵渎神圣表明他们与众不同，表明他们优越于普通大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