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雕塑大师奥古斯特·罗丹认为,生命是无尽的享受,永久的欢乐,强烈的陶醉。人应该在内在真实的光明中行走。罗丹的这种企望也是所有作家、艺术家的共同心声。 作家、艺术家十分关注人类生活的质量，认为人应该为自身的目的活着。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他们把人视为世界存在的中心。合乎人类天性的需要，在他们的心目中远远比现实的功利、社会的秩序、法律的准则、道德的训诫、人伦礼仪的圆满更为重要。自然的天性和本能的冲动、自由与正义、人的尊严与生活选择的权利历来为作家、艺术家们所捍卫，内心的呼声和良知的召唤始终为他们所响应。一切合乎人类天性的，无论是否为社会和道德的禁律禁止，在他们看来都应该大力维护，全力捍卫。而一切残害人类天性的东西，无论社会和现代文明是否首肯，他们都加以反对，加以谴责，加以摒弃。 不管在哪个时代，无论在哪个国家，作家、艺术家始终致力于维护人类天性的纯洁性，反对人的歪曲和异化。一旦社会和人类文明摧残人，贬低人，歪曲人，物化人，压抑、扼杀人的天性和本能需要时，作家、艺术家就会强烈地抨击这种社会，鞭挞非人化的文明。作家、艺术家仅只承认一种道德的力量，即人类的良心和良知的力量。这是他们始终要表现合乎人类天性和本能的需要，但却常常与社会、道德和文明相对立的主题的根本原因。违禁的情感、三角或多角关系、非婚姻*，反宗教的、反国家主义、反民族主义、反文明、反社会的叛逆行为，都成了他们作品的表现对象，而各种各样的反叛者都成了他们作品的主角和英雄人物。 作家、艺术家历来视人的利益为宇宙间最高的利益，他们是彻头彻尾的人道主义者。他们憎恨暴力和*，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他们厌恶一切形式的战争。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上讲，战争也许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但从人道主义立场上看，一切战争都是悲剧性的战争，都是灾难，都是邪恶和残酷的行径，都是人类的耻辱。爱国主义在他们看来只是当权者鼓吹的狭隘民族主义。每次战争给人类带来的都是无数的牺牲、血腥和屠杀、肉体的巨大创伤和精神的巨大创伤：家庭的毁灭、儿子和丈夫的阵亡、母亲和妻子的绝望。战争生产出无数鳏寡孤独，造成巨大的破坏和毁灭，毁灭了人的信念、信仰和生命的希望。作家、艺术家对于战争十分痛恨，托尔斯泰、毕加索、勃洛克都在作品中表现了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从历代表现战争残酷的文学作品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作家强烈的人道主义倾向。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为了谴责战争的不义与残酷，把逃兵作为正面的英雄来歌颂。莫泊桑虽然在个人生活上很不检点，但他在良知方面一点也不迟钝。他同样是人道主义者，憎恨暴力和*，反对战争。他曾亲身经历了普法战争，对战争的残酷和灾难有着切身体验和深刻的感受。对于侵略者，莫泊桑深为痛恨，他毫不留情地谴责了这些惨无人道的野兽： 进入一个国家，屠杀保卫自己家园的人（只因为他身穿平民服装，头上不戴军帽)，烧毁没有面包的可怜人的住房，砸毁或抢走家具。喝光地窖中找到的酒，奸淫街道上找到的妇女，把数百万法朗焚为灰烬，在身后留下苦难的瘟疫。 作家、艺术家不仅是人类的良心，而且也是人类理想的守护神，人类未来的代言人。他们的眼光注视的中心是人类的理想和未来，而不是现实的大地。他们关注的是人类的整体利益，而不是当权者的利益。他们启蒙世人为美好的未来去行动、去思索、去批判有缺陷的现实。因此，他们时常与当权者，与注重现实利益的政治家发生摩擦、矛盾、对立和冲突，为政治家和当权者所不满甚至痛恨。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政治家憎恨作家，因为他们播下反抗的种子，政治家所梦想的是能阻止人们思想。所以，他总是指责作家搅乱了他的秩序。”
从广义上讲，作家、艺术家与政治家的冲突应该视为理想人与现实人的冲突。作为理想的化身，从古到今，作家、艺术家的所作所为对于政治家来说都是一种损害。因此，作为操持生杀大权的现实中的强者，政治家对于作家、艺术家的*在历史上从未停息过。阿里斯托芬、奥维德、但丁、雨果、拜伦、雪莱、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阿瑟·密勒、索尔仁尼琴……如果仔细翻阅文学艺术史,可以列出为政治家*的作家、艺术家的一个很长很长的清单来。 尽管作家、艺术家是在为整个人类的未来利益和前途竭尽全力，为建立人类美好的精神家园而呕心沥血，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并不理解他们深邃的指向和行动的意义，反而嘲笑他们是群忧郁的幻想家，敏感、疯癫、神经质。 为了生活下去，作家、艺术家唯有进行解救，救助沉沦的世人，才能确立自己的生存之维，显示自己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因此，忧患、济世、普度众生成了艺术家存在于世的重要一维。也许他们的努力不会获得真正的现实意义上的成功，也许他们的追求和渴望永远要落空，但他们却在始终不懈地为拯救沉沦的人类而尽自己神圣的职责。“他们宛如酒神的祭司，在神圣之夜走过大地。”也许他们由于芸芸众生难入存在的澄明之境而注定悲哀、绝望，也许他们注定要在入世与出世、希望与失望、虚无与超越、沉浸与忘却之间徘徊，注定要从理想幻梦到惨淡的现实，从沉醉到清醒，从象牙之塔到十字路口，从自然、爱情、孤独的城堡回返现实大地的轮回循环之中度过他们的一生，但他们却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 作家、艺术家在现实中所进行的努力永远不会取得他们所期待的结果。他们从不以现实的态度来对待现实，而总是从理想出发，用对待艺术创造的方式来对待客观世界，他们不仅以浪漫的方式来面对生活，而且还试图以浪漫的方式来拯救世界。因此，从现实的客观实效上看，他们总是徒劳无益。 作家、艺术家是典型的不合时宜的人。他们的不合时宜性既表现在他们的浪漫化的理想生存方式上，更表现在他们的前卫功能上，从本质上讲他们是属于未来的。他们总是用理想来衡量现实，用未来来判断现实。现实与理想相比永远是丑恶的，与未来相比永远是落后的，但作家、艺术家总以理想和未来为标准来要求现实。在谈到代表现实秩序和利益的政治家与代表人类的理想与未来的作家、艺术家的不相容性时，在谈到政治家不给他们无限度的自由时，毕加索说：“问题在于艺术是起破坏作用的，的确不应该获得自由，恰如普罗米修斯之火，只能被偷来，并用以反对现存秩序。” 既然作家、艺术家是反对现实，憧憬未来的，他们必然也是反社会的。关于这一点，毕加索有着极其独到的见解： 柏拉图为什么说作家应该被驱逐出共和国？就因为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个艺术家都是反社会的，并不是他自己要那样，实在是只能如此，国家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当然得把他们驱逐出去。而他若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不想被人认可，这乃是他的天性。因为一旦被认可了，这就只能意味着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可以通过的，因而只是一顶破帽子。一切值得一做的事，都没法得到承认。芸芸众生就是看不到那么深，那么远。说到捍卫文化，人们只能在一个广泛的普遍意义上捍卫文化，譬如指继承文化遗产。而自由表现的权利却是要夺取的，而不是让人赐予的。它不像某个原则，人们可以确定。而一旦确定下来，就得存在下去。如果有什么原则的话，那只有一条：即其所以存在，乃是为反对现存的秩序。只有俄国人才那么天真，以为艺术家会适应社会，那是他们不懂得什么是艺术家。国家对于真正的艺术家，对那些真知灼见的持有者，能怎么样呢？不能想象俄国会出个兰波，连马雅可夫斯基也自杀了。有创见的人与国家是完全对立的。这样，对国家来说，就只有一个办法——扼杀那些有真知灼见的人。如果社会的观念是为了支配一个人的思想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必定要毁灭……人只有越过无数障碍之后才得以荣登上艺术家的宝座。
毕加索认为，真正艺术是否有力量的佐证，就在于他能否冲破种种障碍。能够冲破障碍顽强地存在下来的艺术，才能称为艺术。 毕加索的这番话虽不乏偏激之词，但却有一定道理。的确，作家、艺术家是未来的代言人，他们的生命活动就是不断地否定现存秩序的活动。作家、艺术家并不看重现实，他们看重的只有理想与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存秩序总在阻碍未来理想的实现，作家、艺术家作为未来理想的设计者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反社会的人。他们总要在现实中做未来的事情，这干扰甚至破坏了现存秩序的正常运行，所以社会的保守力量总要出面谴责他们。 作家、艺术家代表着创造的力量和冒险的力量，社会本身则代表着持存的力量。创造意味着冒险，意味着旧的、现存秩序的破坏以及新秩序和新的形式的出现。持存则意味着保守，意味着旧的、现存秩序的无条件的维持，它强调安宁稳定，反对任何形式的变化。这样，创造和持存就形成了一种对抗，作家、艺术家与社会也就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社会压制艺术的无限度发展是因为，就作家、艺术家本身的创造而言，它预示了社会的未来，但对社会来说，他们的创造恰恰是对现存社会的破坏、颠覆，甚至是观念上的毁灭。这就是为什么作家、艺术家往往不为他们同时代的社会和生活在这一社会中的大众所接受的原因。一方面，社会和大众在观念上尚未能达到作家、艺术家所站的高度，但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当权者和芸芸众生们生活在现实之中，而作家、艺术家生活在未来，他们的生存不属于同一时空，作家、艺术家的生存时空是未来。 作家、艺术家代表着一种理想和浪漫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可以在芸芸众生的内心里掀起巨大的波澜，从而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固和安定。作家、艺术家始终是在用理想的眼光来看待生活，用理想的愿望来要求生活，用理想的方式来表现生活。现实与完美的理想相比，总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甚至是丑陋的。所以他们总有理由谴责现实，诅咒现实，有理由要求改变现实，因此，他们往往会用他们的理想诗篇煽起人们要求改变现实的愿望和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情绪，力图使维护现存秩序的人处于被动的地位，所以作为浪漫的力量，作家、艺术家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作家、艺术家作为浪漫的力量，总是鼓动芸芸众生按照内心的吁求去生活，而不是按照社会道德和法则去行动。他们要人忠实于内心的真实和欲望的真诚，而不是外在婚姻形式和社会关系；他们不是鼓励大众去维护现存秩序，而是要现实秩序适应于他们的内心要求。像雪莱这样纯洁的精灵竟也要歌颂违禁的爱情，向献身给上帝的修女诉说心中之爱，并要用爱情诗把侍奉上帝的女人从教堂中引出来，把她从神的身边拐走，教会当然会谴责他。 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表现了安娜大胆追求自己真正爱情的悲剧。从人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觉、追求幸福和欢乐的意义上讲，安娜是无罪的，岂止是无罪的，简直是值得歌颂的。但从客观的形式上看，安娜的爱是不合法的，是有罪的，是社会的道德卫士所应诅咒的。因为这种爱情的宣扬很有可能会带来不良的社会效果。因此，对社会来说，无论多么有道理，无论男女相爱是如何出于真情实感，无论他们之间的爱是多么真诚，通奸的形式都是不允许的，社会对此毫无疑问要严加禁止，这就是为什么当《安娜·卡列尼娜》出版时，当时社会的各种当权势力对托尔斯泰表现出极大的愤怒的原因。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当年遭到起诉的原因之一，就是说它鼓励和美化通奸。 社会反对作家、艺术家与作家、艺术家反对社会一样有道理，他们代表了人类文化的两种力量，持存的力量和发展的力量。社会为了自身的利益，总要维护现存秩序，危害现实秩序的力量自然要遭到反对，受到压制。社会不希望自身的存在陷于混乱之中。同样，作家、艺术家为了人类的发展，为了理想和永恒，对阻碍他们去创造、去冒险的社会往往充满深深的敌意。他们总是通过自己的创造来向社会表示抗议，来鼓励芸芸众生和他们一起反对社会的不合乎理想的秩序。芸芸众生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安静地生活不愿和他们联手。因此，作家、艺术家只好单枪匹马地与社会对抗。在这种对抗中，他们往往是失败者。但他们却无所畏惧。他们喜欢这种孤独的对抗，在这种对抗中他们显示出了勇气和力量。挪威的戏剧大师易卜生就力倡作家、艺术家做这种孤胆斗士，而且他相信，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独的人。 作家、艺术家是文化英雄，他们是文化的先驱者，也是文化的殉道者。他们永远不合时宜，不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从根本上悦纳。他们在精神上永远是浪漫的，理想化的，他们永远不可能从根本的意义上与政治家为伍，也不可能与芸芸众生为伍。他们总是要浪漫地面对世界，浪漫地改造世界。他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而是他们内心中认定的世界。作家、艺术家往往只在名义上属于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而在实际上他们属于所有时代，属于整个世界，属于理想，属于未来，属于永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