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的这部分信件由埃尔曼整理成册，以《詹姆斯·乔伊斯书信选》为名出版。写这类信的那段时间里，乔伊斯除了有明显的恋物癖、受虐意识、性倒错和偏执狂倾向外，还有明显的精神压抑和严重的感情忧郁症。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和医生、弗洛伊德的“加冕王子”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得知他的病情后,主动要求为乔伊斯进行治疗，但乔伊斯一再推托,拒绝治疗。 他认为一旦他的病治好了，他创作的激情和欲望也就随之消逝。他宁愿与疾病为伴而持有创造的欲望，也不愿身心康复而失去写作的激情。 无独有偶，奥地利著名作家、现代派后期象征主义作家莱纳·马利亚·里尔克也和乔伊斯一样，认为精神治疗的结果会使艺术家的创造激情和欲望消解。所不同的是，当他自己感到精神有问题时，他曾接受过短时间的精神治疗。但当他得知精神治疗的宗旨就是化解一切内心冲突后，便立即终止了自己的精神治疗，并断然写道： 倘若我的魔鬼离我而去，我怕我的天使也会振翼而飞。 为了创造，作家、艺术家的牺牲是巨大的。创造性的活动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心血和生命，剥夺了他们享受天伦之乐的权利，把他们投入一种极端的、反常的、疯狂的生境之中，把他们当成实现艺术目的的工具，无情地役使他们去完成自己的使命，迫使他们放弃正常人的生活，逼迫他们无条件地献身，并将他们的生命置于深渊和巅峰之间，让他们在其间大起大落。 艺术创造性活动汲取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能量，而使他们无法拿出足够的精力去面对残酷的现实世界。终于，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变成了低能的人。由于他们为了创造失去得太多，一旦他们从创造性活动中退出时，他们便会在现实生活中寻求疯狂的补偿，以至于因为补偿过度而形成各种各样的不良品行和恶习：残忍、自私、虚荣。另一方面，因为他们在创造性活动中以创造者的角色出现，他们便形成了一种自我优越感：创造者唯我独尊，并将这种观念贯穿到现实生活之中。他们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肆无忌禅地冒犯道德准则和传统法则，并因此而成为公众群起而攻之的对象。 为了获得创造的激情、灵感和创造的冲动，他们必须有意将自己置身于极端的、甚至是反常的生态环境中，去获得为创造而必备的生命体验。一方面，艺术的崇高使命赋予他们一种观念，他们认定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当的；另一方面，他们也在现实世界中生活，现实世界的道德观念和传统规范也同样影响着他们。这两种观念在他们的生命活动中互相争斗，使他们感到混乱而痛苦，备受折磨。当现实世界的道德观念和传统规范占上风时，他们也会感到自己生活方式的反常、堕落、丑陋甚至于罪恶，不过，他们自认为有权利去做一切的时刻更多。 创造的代价是巨大的，但报偿也是丰厚的。创造性活动使参与创造的人体验到了创造的至高享受，体验到了生命的各种极致境界：大喜大悲，大善大恶，欢乐的顶峰和痛苦的深渊，爱的*荡魄的极乐，*的暴虐和折磨；创造性活动把他们造就成了艺术家，使他们成为创造者，成为卓越的人；创造为艺术家带来了荣誉、财富、地位、爱情，创造赋予了艺术家超凡的魅力，为艺术家开辟了广阔的现实和理想的生活空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