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高兴能有机会在这里向中国观众介绍我最近在上海荷兰文化中心策划的展览“何国”，它是我们在鹿特丹维特德维茨当代艺术中心（Witte de With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的 “道德”艺术项目的第八站。这里，我想先同大家分享这一展览的缘起，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踏上通往“何国”的小径吧。 “何国”是我在中国策划的第一个展览，开始有这个计划是因为一件叫做《这不是中国》（This Ain’t China）的作品。这部“摄影小说”（photonovel）的作者是美国摄影师、作家和教师亚伦•瑟库拉（Allan Sekula）。当我还在温哥华念大学的时候，偶然在一本书里遇到了它，书中同时还附有评论，将这件作品视作“某种文化投影的象征” 。当时我感到有些沮丧，因为发现自己此前对生产和劳动生活等问题实在是欠缺关注。《这不是中国》通过组织大量照片和文字，讲述了圣地亚哥一家快餐店里的劳动者的故事，他们以自己的思考和斗争，为改变生存处境而不断努力。艺术家瑟库拉本人就曾在这家店打工以维持学业。标题中“中国”(China)一词在作品的叙述中至少具有两层含义：以大写字母开头的“China”代表了一个遥远的国度，她当时正在进一场文化大革命，而这也是作品中工人们所特别向往和感兴趣的；第二，以小写字母开头的“china”又是那些精美的餐具的代称（英文中因此有“美瓷”(fine china)这种说法），象征着布尔乔亚们对物质和某种品位的渴望。那么，“not to be china”（不是中国/瓷器）又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缺少革命性？还是指非布尔乔亚的？“ain’t”在这里似乎是理解作品的关键：瑟库拉用这个否定词表明自己对工人阶级的斗争热情心存疑问，同时指出西方在对待中国和那里发生的事情时的漫不经心。 此后不久，在2009年的初夏，我和尼古拉斯•夏夫豪森（Nicolaus Schafhausen）接到荷兰中国艺术基金会的邀请，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为荷兰馆策划一个附属展览。我和尼古拉斯都在鹿特丹魏特德维茨当代艺术中心（Witte de With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工作，尼古拉斯任艺术总监，而我是出版部主任。我们受邀策划的展览将在上海的荷兰文化中心举办，它是荷兰国家馆在浦东的一个卫星空间。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世博会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和城市强调和有意识凸显自己特性的文化语境，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国别概念的强化或确认。有意思的是，我们正在魏特德维茨所做的事情却恰恰相反，这个历时一年的以“道德”为名的项目所呈现的其实是界限、身份和（经济、精神和文化的）共同价值的碎片化或说模糊化，并探讨一种关于变动、多样和打破旧有定义框架的可能性。它的推进也因此比较平稳，很多想法和方法需要在操作过程中慢慢的成型和修正。这个项目包括了一系列以“道德”为主题的展览、电影、表演、类似研讨会的开放讨论以及出版物。（如果按这里的标准衡量，本届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提法其实存在某种问题的。）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们在上海世博会这个特定语境中遇到的最大挑战。 在过去的一年中，“道德”项目已经在尝试超越善恶、对错、私人和公共这样的两极思考模式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项目是对近年来欧洲的当代艺术中“宗教回潮”创作趋势的有意拒绝和反拨。这种“回潮”现象部分源于人们意识到存在于穆斯林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宗教决定的，但即便如此，单纯将目光投注于宗教问题很可能会忽略一些更为复杂微妙的、在价值协商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重要机制。 进一步讲，魏特德维茨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机构，它所强调的是呈现国际上的艺术生产成果，艺术家的国别身份在这里其实并不重要。因此，我们考虑用一种适当的方式回应荷兰中国艺术基金会的这个邀请，对原有的主题做一些改变或尝试从不同的方面去呈现它。于是我想到了瑟库拉的那件“这不是中国”。它正好可以帮助传达我们所希望展现的某种别样意味。接着，其他备选作品也源源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首先是莎拉•莫里斯的电影《北京》。这部电影摄制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可以看作是对瑟库拉所描述的中国形象的再次回应。莫里斯使用“此盛彼衰的资本主义”（turbo-capitalism）这一术语来形容中国的现状，而我也不由自问，是否能够理解她作为一名美国人对这番“竞争”的看法，或者这根本就是种误读？《北京》也是“道德”项目的第一个展览“每一角度无不美丽” （Beautiful from Every Point of View）的参展作品，这是一个以相对主义为主题的展览。的确，事物的每一角度无不美丽，这取决于用怎样的眼睛来观看。这个展览中的作品丰富多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它们都以中立的姿态悬置了判断。 瑟库拉和莫里斯分别呈现出极为不同的价值取向，但我不想在他们中间做出简单的两极划分，也不想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中国和美国。展览需要更多不同的作品来避免这种倾向，于是我和尼古拉斯又想到了艺术家埃里克•凡•利斯豪特（Erik van Lieshout），他刚刚结束了在厦门的驻留计划，并创作了一件极富争议的录像作品《幻想，我》，记录他如何教会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孩（同时也是他倾心的对象）念出“feminism”（女权主义）这个单词。同瑟库拉及莫里斯以经济为切入点的作品不同，利斯豪特的录像作品投注了丰富的情感，呈现出性别问题在跨文化关系上的微妙影响。他以自恋作为文化批判的武器，基于此原因，“道德”的第五幕“权力至上”（Power Alone）也邀请他加入。利斯豪特为鹿特丹的展览选择了一件新作品，是他关于鹿特丹这座城市的系列创作之一，这件作品包括一座临时建筑，一堵假墙和一段录像，直到现在还高踞于魏特德维茨中心的楼梯口。在这次上海荷兰文化中心的展览上，艺术家把批判的靶心对准了建筑界的超级明星雷姆•库哈斯，后者在中国也因其卓越的成就为人熟知。借用库哈斯设计的CCTV电视大楼的正面形状，利斯豪特制作了一件巨大的外形为两个字母“ME”（“我”）的雕塑作品。这一充满讽喻意味的作品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这个“我”(ME)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观念的跨界流动，特别是在异国语境中的建构过程？ 詹妮弗•狄（Jennifer Tee）用一种非常不同于利斯豪特的方式对以上问题给出了回答。当然，这个回答也不同于瑟库拉和莫里斯。这也是我们选择与她合作的原因。狄是一位有女权主义倾向的荷兰艺术家，但她也有着中国的血统。女权主义同女性特质在她的作品和她本人身上都得到了完美的融合，这深深地吸引了我。狄也参加了荷兰艺术家在厦门的驻留计划，此后她来到中国的景德镇，用陶瓷进行艺术创作。这些作品就像是欧洲人所喜爱的那种精美瓷器，但它们所要述说的是一个在今天已少有提及的主题：灵魂。更确切的说，它们是一些融合了仪式和舞蹈元素，以“炼狱中的灵魂”为主题的系列装置。在上海荷兰文化中心的展览上，狄以综合材料和手段的运用延续着这种冥思：这件名为《星儿交错》（star-crossed）的作品动用了雕塑、空间、舞蹈等多样元素，艺术家邀请上海舞蹈指导吴艳丹（nunu kong）设计了一系列姿势和体态，在由织物所构成的空间里演出，这些织物既是柔软的雕塑作品，也是表演的舞台。一些瓷器置于其间，它们的形状得自上海博物馆陈列的古代器物和传统图样。每一件瓷器上都铭刻着一个神秘的句子，比如“治愈灵魂”，或“星儿交错”。从中国传统哲学经典《道德经》中得到启发，狄在这件作品中展现了观念和形式的二重性，这些瓷器介于日常使用和审美象征之间，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也是“炼狱中的灵魂”。 这四位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及作品之间的复杂联系成为我们这次展览的起点。2009年10月，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同北京和上海的文化工作者们讨论展出瑟库拉“这不是中国”的可能性。有人提出把一件关于北京的作品放到上海的展览上也许不太恰当。（当时利斯豪特和狄的作品还没有完成）但在讨论过程中，大家对生产问题的普遍关注使我对自己的观点更加坚定：这些作品不仅提出了关于如何在他国语境中思考和创作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们已经建立起某种不同以往的价值体系。对我而言，我更乐于把问题推向极致，而非简化处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