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后，毕加索说：“我没有真正的朋友，我只有恋人。”然而，他与这个吉卜赛少年的友情在肉体和精神上都是真挚的。毕加索爱恋着这个少年和他的世界。为了纪念这段爱情，毕加索在绘画中画风景、牧童、动物和劳作中的农人。帕罗·法布里给毕加索写的传记中写道：“毕加索笔下的世外桃源是可遇不可求的，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 …对毕加索大半生甚至一辈子而言，霍尔塔村庄是他的‘失乐园’。” 毕加索和那吉卜赛少年仿佛置身极乐。对于毕加索这个城市少年而言，吉卜赛少年象征着无拘无束，象征着高深莫测的仙境。他俩以一种古老的仪式来加深彼此的友情：用吉卜赛少年随身携带的小刀割腕，使两人的鲜血融在一起。然而这样的世外桃源却面临着尘世的危险。吉卜赛少年比毕加索先意识到这个危险，他采取了一种惨痛决绝的方式：拔出刀来长叹道：“我实在太爱你了。我得离开你。否则我只能杀了你，因为我们彼此不同。”这种情感就像很久很久以前，普特洛克勒斯对阿喀琉斯那样悲凉无奈。 毕加索不是吉卜赛人，他们彼此并不相同。吉卜赛少年知道毕加索并不能长久地过着他这种生活。吉卜赛少年的爱依然那么深沉，却沉重到不可承受。一天晚上，他终于不辞而别，这让毕加索伤心不已，同时也陷入了深深的迷惘。霍尔塔的一切都是虚无。毕加索孤身一人又回到了巴塞罗那，回到了远离吉卜赛少年的红尘中，就好像是踏上了征途的阿喀琉斯。1932年一位西班牙诗人如是说：“在这吉卜赛的艺术世界里，毕加索是最地道的吉卜赛人。”毕加索心底对这个说法是非常的欢喜。他和吉卜赛少年的相遇成为他一生中的转折点。这个中规中矩的平常人家的孩子，突然发现自己的叛逆是对的，他骨子里就有吉卜赛的天性。 1899年2月底，毕加索回到了巴塞罗那。他的情绪沮丧、悲观，这倒与当时“霍尔塔之外的尘世”的气氛很搭调。去年12月间，《巴黎和约》（Treaty of Paris）宣告了古巴独立，马尼拉（Manila）陷落在美国人手中，宣告了西班牙帝国时代的终结。巴塞罗那的大街小巷到处是缺胳膊断腿的伤兵残员在四处乞讨。同时作家和艺术家们也联合起来主张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们反对“奄奄一息的社会和自取灭亡的政府领导”，自称是“98一代”。毕加索刚刚从霍尔塔那热烈欢快的生活中走出来，便看见四处皆是满目疮痍：毁灭中的死亡，奄奄一息的世纪末，士兵们骷髅般的脸孔上写着的死亡，黑压压的一片哀鸿遍野。 死亡也漫透了他的作品。这是毕加索的黑色时期，作品中充满了奄奄一息的人物、凄凉的自画像、阴沉的脸孔没入黑暗之中。《死神之吻》（The Kiss of Death），《死神的哭泣》（The Cry of Death），《两个苦恼人》（Two Agonies）、《露意莎墓前》（Before Luisa’s Tomb）、《牧师看望濒死者》（Priest Visiting a Dying Man），《死神降临》（Presence of Death）——这些无不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他在若干幅《儿童床边祈祷的妇人们》（Women Praying at a Child’s Bedside）里，画出了记忆里妹妹康契塔去世时，母亲在她床边祈祷的情景。 这段时期也是毕加索公开反叛父亲的时期。他不顾父亲的苦苦哀求，坚决不肯重返巴塞罗那美术学院。他在画家圣地亚哥·卡多纳（Santiago Cardona）的小画室里，开始自谋生路。画室隔壁就是一家女性内衣店。闲暇之余，毕加索也乐于上这家内衣店来闲逛。当时在马德里担任绘画评审的荷西给妻子写信道：“听说毕加索在工作，这真让我高兴… …我把他的画拿给旁人（安东尼奥）看，画得还不错。不过安东尼奥说毕加索去年一整年无所事事。不过这已经都过去了。”不论毕加索如何一次又一次地不听话，一次又一次地让人失望，荷西仍然把儿子看成生活的惟一。 毕加索离开家好几个礼拜，搬到罗斯塔所在的那家妓院里。这是他一个里程碑式的叛逆行为。这一带的妓院藏污纳垢，不仅色情，而且还脏得要命。可以想当然，那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空气中混合着一股垃圾、尿、精液和汗的气味。窗帘又破又旧，床单污秽不堪。镜子早已没有了光泽，墙上贴着淫秽的春宫画。毕加索暂时把这里当作自己的栖身之处。毕加索在纸上写下他的感触：“这就是你自己喜欢的！不走寻常路！”他个性中的独立、欲望强烈、精力充沛这几要素在这个时期已经臻于成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