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的堂弟曼纽埃尔·布拉斯（Manuel Blasco）说：“他具有武士般的心性，白天战斗，晚上偷情。”1965年11月，毕加索被秘密送往纽伊里（Neuilly）的美国医院，进行胆囊和前列腺的手术。从此，他的生活中就只剩下战斗了。对这名武士而言，男人的性功能就像是挂在胸前的荣誉勋章，所以，性生活的终结无异于一场可怕的灾难。事实上，这次手术似乎也为他白天的战斗画上了句号。从手术结束到1966年12月的这段时间里，除了素描和铜版画，他没有创作出一幅油画。[图966][图967]这是他离开战场时间最长的一次。他对多明戈说：“当一个男人知道怎样做一件事却不再去做它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再是个男子汉了。”他力劝多明戈永远都不要离开斗牛场。至于他自己，他知道他能在人生舞台上表演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毕加索说：“在巴黎动手术的时候，他们在我的身上戳了个大口子，那看起来实在是太可怕了。那道伤疤就像是斗牛士们在斗牛场上出现意外而留下的一样。不同的是，斗牛士们年轻，愈合得更快也更好。”有时，他又会说：“他们就像杀鸡一样将我开膛破肚。”每一次的比喻都不相同，但是这次手术对毕加索造成的打击却永远留了下来。原本那完美得不可思议的整一性被打破了，他感到自己正饱受“厄运”的侵扰，而且这种感觉来得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强烈。对外界封锁手术的消息，不仅是保护他的隐私权，也是在保护他自己。当他和雅克琳登上夜班车前往美国医院的时候，一切都被隐藏在严密的伪装之下。或许，他认为这样做不仅愚弄了整个新闻界，甚至就连老天爷也被他玩弄了。他们上车的地点不是戛纳，而是圣拉菲尔（Saint-Raphael）火车站；为他动手术的埃普医生（Dr. Hepp）也只知道接受手术的是一位鲁兹先生。 他曾经让死亡对他望而却步，但却始终摆脱不了人终有一死的宿命。为此，他不得不戒掉了高卢牌香烟，这可是他一生中最忠实的伴侣；每况愈下的视力也使他那原本富有磁性的目光从此便不得不隐藏在眼镜之后；耳聋的加重让他又多了一条与世隔绝的理由；而手术留下的那道深深的伤疤——这道伤疤一旦曝光，他便立刻挑衅似的在那些为数不多的几个获得批准前来探望他的人面前展示它——常常会令他想起一些已经再也无法挽回的东西，让他感到十分痛苦。毕加索对布拉萨伊说：“尽管我很清楚我们都已经戒烟了，可是只要见到你，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把手伸进口袋，想给你拿烟抽。年龄迫使我们戒烟，可是那种欲望是无法消除的！做爱也是一样。虽然我们不再做爱，但是做爱的欲望依然存在！” 欲望与挫折，愤怒与自我分裂导致的绝望，全都一古脑儿涌现到他的作品里。刚刚从“大口子”中恢复过来的他马上又开始作画了。这一次，作品的主题变成了性：性行为，性期待以及他对过往性事的回顾。来自德维圣母院的消息称，他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当然，是他那种异于常人的正常。就像他一直谎称自己是个一流的游泳能手一样，现在，他又竭力假装根本没有受到任何来自年龄的影响。一个名叫罗伯托?奥特柔（Roberto Otero）的斗牛迷在成功穿越了重重阻碍，进入德维圣母院后说：“其实，他只会在岸边漂着，玩玩水，不过，他装得倒挺像。从远处看，根本看不出他游泳技术的真假。”而他假装仍然年轻得像“清晨的露水般活力四射”的伪装更是逼真——对那些愿意相信这一假象的人们而言——从而创造了一个神话：他是一个永葆青春的天才。1966年8月15日，奥特柔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毕加索的手术九个月后，他康复的速度之快，就连医生们都感到惊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允许探望的特权蒙蔽了双眼。西塞尔?比顿（Cecil Beaton）就是其中之一。比顿写道：“说起来真让人伤心，毕加索老了，衰老令他形容枯槁。他的眼里总是蒙着一层淡淡的忧郁。原来那炯炯有神的目光被遮住了；从前，那双眸子总是黑亮黑亮的，可是现在似乎已经变成了淡褐色。”
他失去的——已经全都反映在了他的眼睛里——正是快乐的能力。毕加索曾经说：“最后，一切都将返璞归真。除了腹中光芒万丈的太阳，其余的什么都不是。”现在，他对皮侬说：“有朝一日，等你老了，不再有力量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一切了。”步入老年之后，这是他与真实面目最亲密的一次接触。他承认，自己腹中的太阳早已今非昔比，所剩的也已是寥寥无几。马尔霍（Malraux）在谈到毕加索佝偻着身躯，坐在画布前，面对死亡作画时，曾经这样写道：“哪怕是画画，当你面对另一个世界作画时，即使什么都没画，那情景也完全不同于面对现实世界作画。” 马尔霍任文化部部长时，一场为庆祝毕加索85岁大寿而举办的作品回顾展正处于酝酿之中。可是，这位有高卢人血统的部长却并不喜欢接近这位共产党画家。有人看出他们正互相猜忌，便说：“问题在于他们都认为在永恒面前自己是平等的。”当有人催促马尔霍去德维圣母院探访毕加索时，马尔霍说：“你疯啦，他会让我在门口等着，并传出话来说很快就会有人来开门。结果，我就在他家门口傻等好几个钟头，而他们早就暗中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人道主义报》了。”最后，让·雷玛里（Jean Leymarie）承担了组办展览会的重任。剩下的工作就是说服毕加索接受这项荣誉了。雅克琳回忆说：“那天晚上，我们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毕加索总是工作到很晚；之后，我们便一起到厨房里吃了点东西。他通常都是在吃饭的时候作决定。我和他谈了有关展览的事情，可他不同意。一个小时之后，临睡之前，他说：‘如果你真想办，那就办吧，但是一切都与我无关。’接着，他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星期。”当然，等到展览会真要举行的时候，他又会情不自禁地把一切都揽上身。他甚至还警告雷玛里说：“你要是不认识我，情况可能还会好一点。你肯定会遇到大麻烦的。” 1966年10月初，雷玛里来到德维圣母院进行工作访问，之后便去巴黎了。这时，有人意识到他去德维圣母院时忘记测量那些要送到格兰宫（Grand Palais）展出的油画大小了。奥特柔回忆道：“人们来回奔走，雅克琳，露易丝·雷里斯以及展览馆的主任莫里斯·亚多纷纷跑来跑去，忙着弥补雷玛里工作上的疏忽。大家这才意识到，他成了激情的受害者。” 第二天晚餐时，饭桌上笑声连连，席间自然少不了对毕加索的恭维奉承。大家都说要确切评估即将送往巴黎的那些作品的价值纯属徒劳：“因为那只会使法国政府破产”。 奥特柔说：“不管怎么样，既然我们采取了与作品价值相当的保险措施，肯定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警察将会把满载作品的卡车从穆更一直护送到格兰宫，而动用的警力足以应付银行的劫匪。护送途中，警察中心还会一直用无线电追踪运送队伍。可即使这样，人们似乎还是不够放心，于是，一位文化部的官员将会同卢浮宫的搬运专家一起坐在卡车里随行。毕加索好奇地听着人们的谈话，脸上露出一种孩子般得意的神情。他似乎接受了人们的崇拜，决心亲自发动一场海上的风暴。” 满载着油画和雕塑的卡车终于向巴黎挺进了。那天早晨，毕加索站在卧室的凉台上，目送着卡车离去。恍恍惚惚中，他忽然想起了《抱山羊的男人》，嘟囔着，不知道它究竟怎么样了。他又突然醒悟过来：“我真是个傻瓜，他们刚才已经把它搬走了……我这样做无异于同一个丈夫刚刚下葬的寡妇谈论她的丈夫。可糟糕的是，我会思念那个男人和他手里的山羊的。我已经习惯了站在一楼的画室里向它撒尿了。” 11月26日，马尔霍为展览举行了开幕典礼。毕加索的油画和雕塑将分别在大、小两个展厅里展出。直到这时，马尔霍才意识到，他从一开始就已经认同了这个展览。他在提到《毕加索的假面》时，曾把它称作“我于1966年举办的回顾展”。近百万人参观了这次展出，因此，回想起来，虽然他当初曾拒绝承办该展览，但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这次展览的确意义重大。“毕加索对本世纪的贡献就像米开朗琪罗对他那个时代的贡献一样伟大，”承办这次展览的让?雷玛里在展览会目录的序言中说：“毫无疑问，我们对他的认识和理解依然相当肤浅。毕——加——索，这三个字一直回响在这个世纪的上空。而今，这颗巨星的魔力依旧不减当年，这的确令世人称奇。”在一次宣传此次展览的专题广播中，一位牧师宣称：“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尚未被谱写，毕加索的作品就是我们时代的最好写证。”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毕加索的崇拜。
“您会去吗？所有的报纸都说您会去，”展览期间，帕罗·法布里在去德维圣母院拜访毕加索时问他。“哦，真的吗？那，我当然不会去啦。”在谈到毕加索时，布雷顿曾说他“极力地逃避现实，并且把与人对着干的精神发展到了臻于极致的境界。”事实上，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有造诣，简直是不相上下。展览会开幕的当天，他只要一想到许多画家会放下画笔，争先恐后地跑去看他的展览，就乐不可支。仔细思考之后，他又想，这次展览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让这个展览会办起来。正如你们知道的，我是最反对办展览会，搞个人崇拜的了。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画画，展览——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啊？” 后来，这个问题就成了毕加索最后几年里的生活核心。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像那个受罚的西西弗 （Sisyphus），不得不推着巨石上山，可就在他快要到达山顶的时候，巨石便会滚回到原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毕加索说：“最糟糕的是，这项工作永无完结之日。你永远都不能说，‘我做得还不错，明天就是星期天了。’你只要一停下来，就意味着又得重新开始。你可以把一幅画丢在一边，并且说我再也不会碰它了，可是，你却永远都画不出‘结束’。” 为了对抗这种碌碌无为的思想，他只能愈加拼命地工作。他画画的速度越来越快，画的画也越来越疯狂，越来越粗糙。1966年，他的肝炎病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他就又开始作画了。这时，士兵突然闯进他的作品里——十七世纪的士兵。他称她们为剑客。在闲暇的那段时间里，他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伦勃朗，这些士兵就是在那时跑进他脑海里的。雅克琳说：“当他作画一切都顺利的时候，他便会从画室里跑下来，一边跑，一边说，‘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有人说：“你可能会认为，他要在有生之年再多画几百幅作品。”他总是抱怨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作画：“这个房子里到处都是画，这里是画，那里也是画。它们繁殖的速度就像老鼠一样，太快了！”于是，他就把阳台封闭起来，改造成了一间画室。泽尔沃仍然定期来为他的作品拍照——各种油画、素描以及铜版画。他说：“这项工作就像是看电影，或者说是看斗牛。”雅克琳和其他的人似乎都相信画得越多，画家就越伟大。 可是，他自己是怎么想的呢？“时间过去的越多，”帕梅林说：“他就越关心自己的作品，而且对他最终能不能画出他的梦想之画——那幅让他梦寐以求了一辈子的画——就越上心。”奥特柔后来说：“毕加索以一天两幅的速度不断地画画。”然而，数量、速度、创造力，乃至巨大的画幅以及所有衡量其成就的准绳都不能帮助他画出那幅梦寐以求的作品。他自己也深知这一点。也许，他认为画得越多，能达成梦想的机会也就越大。对他而言，白色的画布现在变成了使他蒙羞的罪魁祸首。有一次，一群安达露西亚人（Andalusians）从马拉加（Malaga）赶来探望他，却被他拒绝了。事后，他说：“我能做什么呢？我是很想见他们——可是怎么见呢？你知道，两个月前，雅克琳从一家即将倒闭的美术商店里买回六十张画布。可现在还有11块是空白的，上面什么都没画！” 他如饥似渴地吞噬着雅克琳提供给他的画布，却依然腹中空空，饥饿难耐。工作成了满足他欲望的惟一方式。他就像个失去理智的瘾君子，越是不满意，就越要从头开始，对自己的要求也就越高。毕加索说：“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工作，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绝不会放下画笔。只有工作才能让我感到放松惬意；无所事事或是招待客人反而会让我疲倦不堪。”萨特曾经说过“他人即地狱”，而毕加索对朋友的理解是：“人们的出现让我痛苦，他们的消失才会让我感到轻松。”后来，他又说：“从记事开始，我就讨厌把时间浪费在别人身上。现在也一样。” 工作逐渐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无足轻重。与此同时，他也好像离人性和他的梦想之画越来越远。他甚至试图想把这幅画用文字描绘出来：“这是一幅不受任何约束束缚，完全用现实来完成的图画。……它与相片截然相反……这幅画囊括了某一位特殊女性的所有特点，可是你却无法从中发现任何她的蛛丝马迹。”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中，毕加索只能用文字来表达那些他试图从画中捕捉的看不见的东西。
他还不断地受到来自噩梦的滋扰，总是梦到形形色色的小偷。毕加索说：“我梦见小偷们抢走了我的一些东西。我不知道那些是什么东西，可是我知道我总是大叫着——‘抓小偷！’‘抓小偷！’——然后，就会从梦中惊醒。有时，我会在夜里醒来。我用尽一切办法想重新睡着，可脑子里却总是盘踞着成千上万件事情，让我根本无法入睡。在那种情况下，我会叫醒雅克琳，让她把那幅画拿来。只要我一见到它，就又会开始想别的事情。有时，我们会找不到它。那简直太可怕了。那时，我就又会怀疑是不是上次来看画的人把它偷走了？上次，我明明记得它就在那间屋子里的。两个月后，那幅画又突然从别的地方冒了出来。于是，我马上断定肯定是卡恩威勒，或皮侬……把它偷了去。”这就他的那些关于强盗，以及朋友变成小偷的噩梦。无论是在梦里，还是清醒时，毕加索都逃不过恐惧和怀疑的纠缠。 1967年春天，他的那些可怕的幻想变成了现实；他被人从一间位于大奥古斯大帝大街上的画室里给赶了出来。这实在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一个刚刚举办过二十世纪最恢宏的回顾展，被人授予殊荣的画家竟然会被自己的画室拒之门外，而那间画室里还挂满了他的画。要知道，那次回顾展的观众达到了百万之多，可谓是盛况空前。可是，这场展览的主人却因为“无使用权”而被人从自己的画室里给赶了出来。为了不让这种事情发生，毕加索请来了所有有权势的朋友，他甚至还得到了来自文化部长本人的保证。但是，最终大获全胜的却是官僚制度、法律以及他的噩梦。 为毕加索的作品编制目录以及搬迁的任务落在了伊内丝和她的儿子身上。搬运过程中，他们就睡在画室里，四周全都是毕加索的画。一切都结束之后。有人问毕加索：“这次搬迁，你觉不觉得自己亏欠了伊内丝很多？”毕加索回答说：“我欠她的又岂止是这次搬迁。 这一辈子，我欠她的实在是太多了。”四年之后，当初被人从画室里赶出来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如同噩梦一般在毕加索的脑海里盘旋着，挥之不去。1971年的一天，布拉萨伊到德维圣母院来看他，毕加索问他：“你听说了吗？那个位于大奥古斯大帝大街上的画室已经不再属于我了。他们把它从我这儿抢走了。愚蠢的我竟然失去了它！” “他说这话时，”布拉萨伊写道。“就好像在宣布一个我们认识并且喜爱的人的死讯一样悲痛不堪。” “这令人很难过，不是吗？”毕加索反复地说道。“对我而言，这可是个不小的损失。……我在巴黎待了半个世纪，可是现在，那些印记全都被抹煞掉了，再也找不回来了。” 受到毕加索悲伤情绪的感染，布拉萨伊给《费加罗报》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说，这“就像以伊丽莎白女王曾经在巴摩拉（Balmoral）或温莎逗留为借口，将她赶出白金汉宫。” 尽管十二年来，毕加索从未踏足过那间老画室，可是一旦失去，他仍然久久不能释怀，那份悲痛的感情远远胜过对任何一位老朋友的怀念。他希望能通过缅怀过去来宣泄自己的感情，往昔的回忆和曾经待过的地方就是他感情的归宿，所以他更需要的是过去，是那些老地方，而不是老朋友。当他缅怀在大奥古斯大帝大街生活的那段日子时，他曾说：“一个人想要做的事情远比他已经做过的事情更为有趣。”他疯狂地敦促自己像以前那样继续画下去，但是这种迫切的愿望并不是源自激情，而是源于他的无能。 1968年2月，萨巴特逝世。老朋友的辞世意味着毕加索又失去了一条与过去的联系。一个月之后，他开始创作铜版画。347幅铜版画不仅彰显了他的无能，更彻底地表现出他对一切的厌恶之情。他继续为这位死去的朋友作画，好像他仍活在这个世上，与此同时，他也借此表达了自己对死亡的蔑视。阿尔多·克洛美林克（Aldo Crommelynck）和庇埃罗·克洛美林克（Piero Crommelynnck）两兄弟是版画印制师。他们把铜版印刷机挪到了穆更，就在毕加索身边印制他从3月到10月这段时间内所创作的一系列铜版画。这些铜版画里，有的描绘的是妓院里的场景，有的刻画的是取材于西班牙流浪汉文学中的老鸨塞丽斯蒂娜（Celestina）。有一幅画中，拉菲尔一边与弗纳琳娜（Fornarina）交媾，一边用力地在她身上及周围的空气里作画。有的画里全都是窥淫癖者。还有一些是毕加索的自画像，画里的他一会儿是个年迈的侏儒，一会儿又变成了个身材矮小的乡巴佬，有时他是国王，有时他又成了小丑，还有的画里他摇身一变，成了教皇，可转眼间，他又穿上了剑客的盔甲。“骄傲的剑客，”席夫写道：“变成了一个窥看下流表演的老头。在他的眼里，原本辉煌灿烂的世界舞台萎缩成了一条狭窄的，中间一片漆黑的，充满了血肉的裂隙。”人们常常用“肉欲横生”来形容毕加索的这一系列铜版画，但这只是偷窥别人大腿内侧的低级趣味，最多也就能算得上“偷看汤姆”式的肉欲主义。[图108]
毕加索病了，疾病从他的身上延伸到了画中。1969年，出现在他画中的是一群男男女女，他们或亲吻，或交媾，或彼此扼杀。毕加索的身体被各种疾病和得不到满足的欲望塞得满满当当。一向对他百依百顺的身体突然背叛了他。眼睛看不清，耳朵听不到，呼吸困难，两腿无力，就连想睡个安稳觉也困难。但是，对一个年近九十的老人来说，与这些不可避免的生理疾病相比，更可怕的是他的心理疾病。毕加索的生命之源已经被截断了，濒临死亡的他凝视着死亡，想象着死后的情景，内心一片恐惧。 爱他的人和他或许曾经爱过的人都努力尝试着将他从与世隔绝中拯救出来。已经和一位法国船长结婚的玛雅与两个儿子住在马赛。当她带着孩子们站在穆更的电子门前时，听到的仍然是那句已经听过无数次的“毕加索先生不在家”的回答。她去了很多次，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案。三个月前，克劳德在纽约与一个美国姑娘结婚。当他带着新婚妻子来到电子门前时，一个声音通过对讲机问他：“你是谁？” “我是克劳德。”他回答说。 “哪位克劳德？” "克劳德·毕加索。我想见见我的父亲。” 对讲机不响了。一会儿，声音再次响起：“他太忙了，见不了你。” “那么，我明天来行吗？”克劳德静静地继续追问道。 “不行。我想他明天也不会有时间见你的。” 这时，一辆卡车停在了门口，从车上下来几个维修工人。他们在通报了自己的身份之后，门很快就开了。 “为什么你们能进去，我不能？”克劳德问道，好像这些既不认识他，也不了解他的痛苦的陌生人能解开这个至今仍让他不得其解的疑问。 “哦，你想进去，就得有张通行证。”他们中的一个人笑着回答说。显然，克劳德的通行证上的名字写错了。 三十多年来，毕加索每个月都会给特蕾丝寄生活费。突然有一天，支票停寄了。一直以这笔钱为生的玛丽顿时感到非常痛苦。于是，她给毕加索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悲伤及惶恐不安的情绪一目了然。信中，她引用了孔子的话：“万物皆快乐，所以人一定要懂得如何发掘快乐。”可不一会儿，她又似乎受了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所扰，突然笔锋一转，又引用了一句叔本华的名言：“生活不过是一场注定失败的生存斗争。”1927年，毕加索曾经画过一幅完美结合了字母与手的形态的油画《字母与白色的手的构图》（Composition with Letters and White Hand），并将它一直保存在身边。在这幅画中，特蕾丝名字的字母完全隐藏在一只象征命运的虚幻无形的手中。42年后，玛丽再次提到了“那只手”：他的那只手曾经伤害过别人，可事后马上就忘了；而今，为了乞讨，她的那只被伤害过的手却反而伸得更长了。“他的那只手极其可怕，就是用那只手，他曾发过假誓，扛过来复枪，编过有刺的铁网，也是用那只手，他打过人，甚至还杀过人。那是只可悲的手，受过伤的手，乞讨的手，遗忘的手，永远摆脱不了铁链和绝望纠缠的手，那就是双死亡的手……” 她寄了信，却没有署名——这是一种忧伤的信号，她希望能借此博得些许同情。收到信的毕加索却把它当成了威胁的信号。在与律师罗兰·杜马（Roland Dumas）的谈话中，他甚至说里面有“邪恶的眼睛”，还有“黑色的魔法”。迷信思想在他的脑子里空前活跃起来，这使他变得越来越多疑，还会经常莫名其妙地暴跳如雷。他甚至把玛丽当成“魔鬼”，时刻提防着。那只手已经完全沦落为乞讨的手了。 玛雅十分担心自己的母亲，便写信给她的一位在洛杉矶从事艺术品交易的朋友。弗兰克·皮尔斯（Frank Perls）回忆说，那是一封“悲伤的”信：“玛雅痛苦地述说了母亲的许多悲惨遭遇……特蕾丝已经完全绝望了。玛雅在信中说，他母亲有一些毕加索的画想出售。她问我，能不能帮她，她到底该怎么办？”皮尔斯从洛杉矶给特蕾丝打了个电话。“玛雅已经交待过，说她完全可以信任我，”他说。“在电话里，这位美丽的妇人——她的美丽曾经被毕加索刻在了他的雕塑上，但现在她只是我朋友玛雅的母亲——泣不成声。六千英里之外，这位金发碧眼的美人儿痛哭失声。”
两天后，皮尔斯来到了亨利四世大道1号，然而，他见到的并不是一位美丽的金发妇人，而是一个“矮小的老太婆”。见面之后，她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皮尔斯马上就被这开门见山的自白打动了：毕加索仍然是她生活的中心。更令他震撼的是，她的话让他想起了，几个月前，他在弗洛咖啡馆外遇到过一个美丽的女孩，当时她也问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你最后一次见到我父亲是什么时候？”那个女孩就是帕罗玛。[图081] 在玛丽的那间冰冷的公寓里，他坐在餐桌旁，听这个女人讲述那个被她奉若神明的男人。她拿出一些旧物：一个装满了他的信的鞋盒及一小包用面巾纸包着的他剪下来的指甲。此外，她还有八幅油画，23幅素描及53幅平版画，只不过这些全都存放在巴黎国家银行的库房里。 2月6日，五点，皮尔斯与出版商兼艺术商海海兹·伯格荣（Heinz Berggruen）一起来到了德维圣母院。在他们无数次的电话攻势之后，毕加索的好奇心终于被打动了，他想看看他们皮箱里装的到底是什么画。那扇铁门终于开了。当他们进去后，毕加索问道：“那么，那一百幅画呢？你们究竟是从哪里弄到一百幅我的画的？”他们一拿出来，毕加索立刻就明白了。他们解释说，特蕾丝需要用钱，所以想把这些全都卖掉，因此，他们希望他能在这些画上签上毕加索的大名。毕加索说：“是吗？这样啊，好啊，你们就把它们放在那儿吧，我会签的。等明天早晨，签名干了，你们就可以把它们拿走了。” 玛雅早就告诫过皮尔斯，毕加索很可能会想把属于她母亲的这些画留在穆更——因为雅克琳的缘故，她这样说过。皮尔斯不放心把画留下，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回答，雅克琳就闯了进来。她向来有躲在门后偷听的习惯。雅克琳尖叫道：“天啊，这是什么意思？你不就是每周四下午去和她睡个觉吗？可那个女人怎么会有这么多你的画……你绝对不能在那上面签名！那是属于你的画！特蕾丝不过是替你保管它们而已……如果她缺钱花，为什么不去当保姆呢？”在继续尖声叫骂了一阵之后，雅克琳才怒气冲冲地跑了出去。 毕加索随即顺水推舟，完全不管旁边还有两个已经惊讶得目瞪口呆的艺术商人：“噢，你们也看到了。我能怎么办呢？我真希望自己能够帮助你们，可我真的爱莫能助。”他们不断地提醒他特蕾丝已经穷困潦倒，急需用钱，希望能博得他的一丁点同情。毕加索说：“可就算那样，我也没办法啊。我知道你们很有诚意，可是我又能怎么办呢？如果我真签了，雅克琳肯定不会放过我的。我们家就是这样。”[图089] 当然，说雅克琳会不饶恕毕加索，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像以往一样，只要有需要，毕加索就会把自己说成是雅克琳的牺牲品。其实，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为那些画签名。不过，他倒是很乐意为伯格荣带来的那些平版画签名。尽管那些平版画的主人是一个毕加索从未谋面的斯堪的纳维亚收藏家。有一次，托尼·库提斯（Tony Curtis）曾拜托毕加索为他的一幅尚未署名的作品签名。为此，光是调油色，毕加索就花了很长时间，然后又很用心地签了一个十全十美的签名。只不过，托尼可是个电影明星。[图091] 皮尔斯给玛雅打电话。他在去德维圣母院的路上，曾经顺路去了趟马赛。她告诉他：“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能让我母亲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不用每个月都眼巴巴地等着他的施舍；我希望这样能让她有足够的钱，可以在这里的海边买套小房子，和她的外孙们一起生活。”当皮尔斯告诉她发生的一切时，她哭了。皮尔斯写道：“我虽然是个画商，但我最后一次见毕加索的经历可不怎么妙。”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去拜访过“那位伟大的老人”毕加索。 特蕾丝仍然住在那间冰冷的公寓里，没钱，也没有再收到过任何支票。她决定求助于律师。于是，乔治·?郎洛瓦（Georges Langlois）与罗兰·杜马取得了联系。两位律师经过数月的谈判磋商，才终于让毕加索同意恢复对特蕾丝的生活供养。杜马在第一次回信中，这样写道：“我亲爱的郎洛瓦，鉴于她的信令他想到很多极其可怕的情景，故实在难以恢复供给生活费。”就像毕加索生活里的其他人一样，特蕾丝随时准备着承担一切过错和责任。她对郎洛瓦说：“都是我的错，是我铸成了大错。”
通过律师间的会晤与磋商，一切都变得再清楚不过了：毕加索坚持特蕾丝不能卖掉他给她的任何东西，而且态度十分强硬。最后，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这都多亏了罗兰·杜马，正如乔治?郎洛瓦所言，是他尽可能地安抚了他当事人的那些不可理喻的恐惧感，才让一切能圆满解决。特蕾丝答应，在毕加索的有生之年，不会出卖任何他的作品。作为交换，毕加索同意让他的律师写封信，证明她依法享有皮尔斯退还的那些尚未签名的作品的所有权，这样，在他死后，就不会再有任何关于这些作品归属权的争议了。毕加索始终都没有在那些画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但是他证实了那的确是他的作品，这也就等于证实了它们的价值。郎洛瓦解释说：“如果没有他的肯定，他完全可以否认这批有瑕疵的画是他的作品。他甚至可以宣称，他之所以把它们留给特蕾丝，就是想让她将其撕毁或以其他方式销毁。他可以说，这就是他为什么没有签名的原因。如此一来，这些画就会完全失去其市场价值。” 他们向毕加索解释说，既然在这三十多年里，他每个月都给特蕾丝寄生活费，那么根据法国律法的规定，这就意味着他承认对她负有“必然的职责”。事实上，特蕾丝的生活费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还有所增加。郎洛瓦说：“不管怎么样，我都必须为她做点什么，这样才能证明我存在的价值。”当人的情感无能为力的时候，法律的压力往往可以奏效。这就是毕加索深知的，并且常常挂在嘴边的权利的语言。 特蕾丝的案件结束了，可是弗朗索瓦丝为她的孩子争取合法权利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在这宗案件里，法律仍然站在毕加索这边，所以，毕加索给罗兰?杜马的指示相当明确：拒不承认她所提出的任何主张。他曾经对杜马说过：“与那些女人们给他生的孩子相比，他的作品应该更有资格作他的孩子。”1970年，弗朗索瓦丝在纽伊里与研制小儿麻痹症疫苗的著名科学家乔纳斯·萨克博士（Dr. Jonas Salk）结婚。同年，格拉斯法院受理了她亲子认证诉讼。毕加索对一位法庭记录员说：“他们已经得到了我的姓氏，难道这还不够吗？” 甚至就连他自己的律师也这样认为。就在这时，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出现了。曾对弗朗索瓦丝和她的那本书提起过诉讼的梅特尔·扎伊德（Maitre Izard）主动提出，愿意帮她打这场官司。这位扎伊德先生不仅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而且还是法国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弗朗索瓦丝说：“这太不寻常了。起初，我还以为这又是毕加索的一个阴谋。他想通过这种方式使我的孩子们永远得不到应得的权利。但是，当我与他见面之后，我感觉到他是真心想帮助我。他认为当初毕加索就不应该阻止我的书出版；现在，他否认孩子的权力也是极其不公平的。”六个月后，扎伊德死于心脏病。弗朗索瓦丝说：“失去他真是件令人伤心的事情，但是，他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阵营中来也的确让人感到高兴。他改变立场，站到我这一边来的事实证明了人的心理因素还是很重要的。” 另一位曾经在出书的那场大战中与她对簿公堂的律师萨里亚克仍然站在毕加索那一方，不过，对于弗朗索瓦丝坚定的目标，他却大加赞赏：“弗朗索瓦丝极为关心孩子的将来。这是她面前的当务之急。她打这场官司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孩子们获得应有的权利，使他们的生活步入正轨。对于她，除了赞美之词，我别无他言。正如我对她说过的：‘我对曾经发生过的事深表遗憾。’” 许多人不仅对毕加索生活中发生的一切表示遗憾，更对他现在的艺术状态深表惋惜。1970年5月，在亚威农的帕普宫举办了毕加索上一年的作品展。这次展览恶评如潮，许多毕加索爱好者们都对此发表了措辞尖刻的评论。就连毕加索的忠实崇拜者，收藏家道格拉斯·库珀也毫不客气地批评说：“我驻足于画前，审视良久，除了看到一个临死的疯老头在信手涂鸦之外，一无所获。”毕加索曾经称赞过上帝的无形无态，可是现在，他自己却放弃了一切已经成形的风格和绘画技巧，取而代之的粗野的装饰性的蓝色、红色、橘黄色以及挥之不去的色情成分。
就在展览开幕的当月，巴黎的一场大火将”洗衣船”烧为灰烬。毕加索继续着他那蹒跚的脚步。他曾经说：“哪怕是我吐的一口痰，人们也会收藏起来，装框裱好，当成一件伟大的艺术品出售。在那些把他当作偶像崇拜的人们当中，许多人已经到了近乎癫狂的地步。后来，亚威农又举办了一次毕加索作品展。这次展出的是毕加索在1970年秋至1972年夏这段时间里创作的作品，展出的201幅画全都是毕加索亲自挑选出来的。在谈到这次展览时，拉斐·阿尔贝提（Rafael Alberti）写道：“奇迹，奇迹，奇迹。如此之多的奇迹。这是毕加索有生以来最磅礴，最触目惊心的一次展出……他描绘的可能是核战之后的种种场景……毕加索发明了孤掌可鸣的方法；他可以一个人在斗牛场里表演斗牛，他将斗牛士的利剑插入自己的肩胛骨，结束自己的生命；当骡子拖着他的尸首绕场一周之后，他又突然在广场的中心复活了。”[图090] 1971年，10月25日，毕加索静悄悄地度过了他的九十岁寿辰。雅克琳给德维圣母院装了部电梯，作为送给他的生日礼物。除此之外，他还从法国政府那儿得到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总统本人将亲自为在卢浮宫大画廊展出的八幅毕加索的画揭幕。他对皮侬夫妇说：“和我说话的时候，要放尊重点。我的画就要被挂到卢浮宫去了呢！你们说，卢浮宫里其他的画家会不会因此而生气呢？他们会不会在夜里跳出来，把我轰出去呢？”这当然是他在打诨逗趣。然而，在大多数时间里，他都是痛苦不堪的：“他们想要什么——谢谢吗？”他会说这并没有改变什么，甚至可以说，毫无意义。对他而言，他真正关注的对象并不是这些。 他真正关心的只有死亡，可是他却不准任何人在他面前提起这两个字。布拉萨伊于1971年拜访了德维圣母院之后，给《费加罗报》写了篇文章，标题相当有气势：“十年之后，毕加索将迎来他的百岁寿诞”。 布拉萨伊写道：“有一点是我必须指出，而我们也必须承认的。那就是，毕加索丝毫没有被年迈打倒，他身上始终洋溢着年轻人的蓬勃朝气和青春活力——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能为这位九十高龄的老人庆贺，完全是雅克琳?毕加索的功劳，或者说，他就是她的杰作。”就在布拉萨伊向全世界宣布毕加索发现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同时，他也借此表达了自己对雅克琳的崇敬之情，而且，这种感情呈现出一种几何关系的增长趋势：雅克琳离成为这位伟人的寡妇的日子越接近，这种崇敬的感情就越甚。在充分赞扬了她作为秘书所表现出来的出类拔萃的工作能力之后，他总结说：“冷静，平和，忠心耿耿，她就是毕加索晚年的最佳伴侣。”这位著名的摄影师让雅克琳给他看看她拍摄的毕加索的近照，因为他认为：“她拍得相当不错，很漂亮。” 雅克琳回答说：“可是，布拉萨伊，我已经好些年没都拍过了。我根本就没有空闲时间。我的时间全用来照顾我的毕加索先生了。” 在与罗兰·杜马一起去巴黎的途中，毕加索在尼斯机场对一位记者说：“我的工作负担太重了，连一秒钟都抽不出来。所以，我根本就没时间想别的。”他的话与雅克琳的话如出一辙。他们俩要同心协力，玩一场捉迷藏的游戏。这是一场弥漫着浓重的悲剧色彩的游戏。但不管怎么样，他们都已经下定了决心，要用繁忙来扼住死神的咽喉：他忙于工作，她忙于服侍他。他说，对那些比他年轻三、四十岁的朋友们来说，他可能是个“老头儿”，可是对他自己而言，不是每个人都说“他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精力充沛”吗？他的老朋友们都已经作古，除了帕拉尔。毕加索从不让来拜访的这位老朋友留宿，因为他生怕这个比他还老的老头会突然死在自己的家中，让他也染上“不祥的晦气”。可是，每逢只要有朋友的死讯传来，他又会装出一幅满不在乎的样子，絮絮叨叨地说：“你们不应该把年龄和死亡等量齐观。这两者间并没有任何联系。”
苏格拉底曾经教导我们，应该每天都“练习死亡”，以人生之大限衡量每日之小死。毕加索则日日夜夜，马不停蹄地练习自欺欺人，练习蔑视死亡。绝望的他就像抓救命稻草那样，紧紧地抓住画家的身份。对他而言，画家的身份不仅是他对抗死亡的盾牌，围墙，护身符，更是他的全部。为此，他特地亲自出马，挑选了为他掌控这道巨大防线的最佳人选——雅克琳。这道防线的核心策略就是工作——不惜一切代价地疯狂地工作，即使要以牺牲好的作品为代价，也在所不惜。“我的状态每况愈下，一日不如一日，”在为数不多的几次清醒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说过，可是，他决不会让这种想法破坏他的防线：“我必须工作……我必须画下去。” 从1970年1月到1972年3月的这段时间里，他创作了最后的156幅铜版画。这其中，有40幅是从他收藏的11幅德加的单版画中得到的启发，画的都是妓院里的情景。他从中拿了一幅给布拉萨伊看。布拉萨伊写道：“画上的女孩们只穿了晚上穿的蓝色长袜围着鸨母。那是一个穿着一身黑衣服的悍妇。她们拥抱她，亲吻她的面颊。毕加索解释说：‘这是德加的代表作之一，《夫人的节日》，你认为怎么样？’”或许是因为德加画出了毕加索再也无法做到的事情，为了报复，他把德加画成了一个阳痿的窥淫癖者，正在偷窥那些炫耀满是疤痕的女魔头们的身体。毕加索对皮埃尔·戴克斯说：“德加要是看见自己变成这副模样，一定会气得想踹我的屁股。”如果说德加还只是受到了嘲弄，那么，在这40幅变体铜版画中，毕加索的厌女癖可谓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在画里，妓女们身上的那个可憎的孔被无限的放大，赤裸裸地展现在每一个人的面前。 毕加索对帕梅林说：“你过着诗人一般的生活，而我却活得像个囚徒。”[图968]1972年，6月30日，他看着自己的脸，直视正逐渐吞噬自己的恐惧，并把它画了下来。那是他的最后一幅自画像。[图970]第二天，皮埃尔·戴克斯来看他。毕加索对他说：“我昨天画了幅画。在这幅画中，我觉得已经触及到了某种东西……这是我以前从未画过的。”他拿起那幅画举到自己的面前，然后又把画放下了，不置一词。画中的脸面色凝重，除了溢于言表的痛苦之情外，还充满了最原始的恐惧感。这张脸与他长期以来一直佩戴的那个愚弄了无数人的面具极其相似。其实，他画的就是他内心的惊恐，以及那由他一手造成的痛苦。然而，让他更加痛苦的是，他仍在源源不断地制造这种痛苦。两个月后，他的第一个孙子帕布里托骑着摩托车来到了德维圣母院，想看看他。他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可仍然被拒之门外。年轻人执著己见，坚持要件毕加索，结果被放出来的恶狗扑倒在地，就连他的摩托车也被人扔进了水沟。 帕梅林说：“我们从来不谈论他的健康，他只和雅克琳谈论这个问题。”因此，当1972年秋天，毕加索因肺部充血而住进医院的时候，皮侬夫妇俩对此一无所知。几天后，他们去德维圣母院拜访时，既没有人应门，也没得到任何解释。事后，他们才收到了雅克琳寄来的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一切平安”。 除此之外，再无他言。而这时，巴黎传出了毕加索已死的谣言。 12月，毕加索在给皮侬夫妇打电话时，断断续续地说道：“你们对我已经失去了兴趣。我很清楚，我的存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早前，他曾经指责皮侬爱丁托莱托（Tintoretto）甚于爱他，因为他现在更愿意去威尼斯看那个人，而不愿留在德维圣母院陪他。现在，只要一想到他们可能不会在德维圣母院和他一起过除夕，他就近乎崩溃：“为什么？可是为什么？……白痴！来吧！”雅克琳的态度和他一样，总是说：“来啊，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快来吧！” 12月31日早晨，他们来了。这时，吉里斯一家也已经从巴塞罗那赶来了。雅克琳异常的紧张，以至于帕梅林都觉得她时刻处于“崩溃的边缘”。当所有的人都汇聚在毕加索的床前时，雅克琳大声叫道：“今晚，我们开舞会！”毕加索觉得全都是因为他，她才会变得如此的竭斯底里。于是，她一出去，他就说：“她根本不知道我现在的情况，她就只看见我这个人。”雅克琳将事实的真相深藏起来，现如今，对她来说，谎言就是事实，事实也就是谎言。只要她一回到屋里，就会反复地说：“今晚，我们开个舞会！”毕加索也附和着说：“是啊，是啊，我们今晚还要跳舞呢。”事到如今，就连毕加索也再也无法对行将就木的身体发出来的危险信号置若罔闻了。然而，他却依然紧紧地攥住那张用以保护自己的假面具，不肯松手。就在皮侬夫妇离开他的卧室之际，他们还听到毕加索嘱咐雅克琳：“告诉他们，不要把我生病的事告诉任何人。”
在毕加索的意识里，面具是绝不能丢的，可是他的身体已经精疲力竭，无力再支撑下去了。就在那个阴郁的除夕之夜，意识终于屈服了，控制权也由此而落到了身体的手中。房子里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为什么要开这场他根本就无法承受的‘舞会’？”皮侬夫妇十分纳闷：“为什么不让他安静片刻呢？”毕加索用愤怒对他们心中的疑惑表示认同。他对他们说，他现在谁都不想见，只想一个人安静地待着，想点事情。每个人都应该去寻找自己的快乐，只不过他现在哪儿都不想去——他根本就不想动。这就是现实。然而，雅克琳却完全置身于现实之外，她做的一切纯属无事生非。毕加索接着说道：“对我而言，独处已经变得很困难。我还得走路，喝水，吃饭，‘不能就这样放任自己’；这些意味着什么——难道就是好医生和好的建议吗？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就想一个人安静地待着。” 现在，毕加索已经厌烦了曾经为隐瞒死亡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别人的努力，还是他自己的，都厌烦了。他厌倦了一切谎言，欺骗以及自欺欺人。可是，雅克琳却觉得游戏还没有结束，他们应该还能度过一段“美好时光”。所以，他又重新戴上了面具，与雅克琳手挽着手，一起走进电梯，去楼下参加舞会。他的律师安特比和妻子也从戛纳赶来，加入到众人之中。“怎么样？我们打扮得还不错吧？”毕加索指着自己的晚礼服，说道。起初还感到有些不自在的皮侬夫妇，现在也变得有些蠢蠢欲动，开始愚弄起自己来：“那个走进来的毕加索正是我们所熟知的毕加索。除了声音略显苍老之外，他依然是那么活跃，高兴，骄傲得就像一位征服者，和过去的他简直没有任何差别……我觉得他已经完全康复，可以做任何事情了。一切又都恢复到最初的样子——恢复到鼎盛时期的毕加索了。” 事实上，他只收复了几寸失土而已——但这已让他有足够的力气戴好面具，迎来1973年。他最后的那张自画像一直被卷起来，收藏在卧室隔壁的那间黑暗的画室里。那一年，他惟一的作品就是改画了《玩鸟的人》（Character with a Bird）。这是一幅源自于伦勃朗《驯鹰者》（Falconer）的变体画。在他的画中：“驯鹰者那原本机警的目光变成了木偶似的呆滞的凝视，目光中充满了恐惧”——与那张自画像中的凝视如出一辙。 4月1日，他写信给特蕾丝，说她是他惟一爱过的女人。他是否又重新看到了当初那个与他第一次见面的少女？——美丽与纯真的化身，并与他一起踏入禁区。在那里，无拘无束的性爱真的可以带领他们二人到达一个更高的境地吗？或许，那封信只是魔鬼墨菲斯托在愚人节开的一个玩笑，只是为了将她栓得更紧而编造的一个谎言，目的就是为了让她更加迷惑，并在束缚她的十字架上再多钉个钉子，让她无法挣脱？也许，他是出于习惯才写了这封信；或许，他真的说了实话。 4月5日，也就是皮侬的《赤色裸女》展出的前一天，他给皮侬打电话：“继续下去，不要放过他们！……画各种各样的裸女，裸女，画出更多的裸女！……再把她们都展示出来！”他继续断断续续地说：“连绵起伏的乳峰，还有像大山一样气势磅礴的屁股。” 当男人们结束了男人们之间的谈话后，雅克琳接过电话，对帕梅林说：“你看，一切正常吧。” 4月8日是个星期天。一大早，雅克琳就给巴黎的皮埃尔?贝尔纳（Pierre Bernal）挂了电话。贝尔纳是毕加索的心脏科医生。天还没亮，她的电话就把他给吵醒了。她的声音听起来冷静而平淡：“你什么时候来看我们？你会来过复活节的，是不是？” “不，5月份之前都不行。” 贝尔纳回答说。“我过完复活节后得去趟美国。” “那么晚啊……”雅克琳说话的语气出卖了她：她一大早打电话，说明情况不妙。 “你是不是想要我现在就来？” 贝尔纳问道。
"是啊，就是想要你马上来。知道你要来，他会很高兴的。他很想见你。你来吗？”贝纳尔医生搭乘头班飞机赶赴尼斯。当他到达德维圣母院时，当地的医生弗洛朗?朗斯（Florenz Rance）已经在那里了。他几乎每天都会来这照顾毕加索，用他的话说这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就像照顾法兰西的国王”。 毕加索穿着一件哔叽呢睡衣，痛苦地靠着枕头，坐在床上，呼吸显得有些困难。他将手伸到医生面前，只见手指发青，而且肿胀得厉害。仪器检查出来的结果证实了贝纳尔医生凭职业眼光作出的诊断。雅克琳穿着一件红色的长长的晨袍，在屋里踱来踱去。凯瑟琳和米格尔在另一间房子里等着。心电图显示，两肺都有杂音，而且左肺还大面积充血，情况十分危险。 贝纳尔医生说：“我进门，一看见他，就知道他已经不行了。他什么都没问我，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就快要死了。在隔壁的房间里，我试图想让雅克琳明白情况很不妙。” 雅克琳说：“我们曾经抢救过他。现在你们都来了，我们会把他救活的。他没有权力这样对我，他不能就这样离开我……”整个上午，她就像念咒语一样，不停地重复着这几句话：“他没有权力这样对我，他不能就这样离开我……” “雅克琳，你在哪儿？”毕加索在卧室里大叫。雅克琳立刻出去了，房间里就剩下贝纳尔医生和凯瑟琳两个人。贝纳尔医生把她母亲拒绝接受的那句话又重复了一遍：“你知道，情况很不妙。” “我看得出来。”凯瑟琳回答说。 “他不能这样对我……”雅克琳仍不停地念叨，那样子与其说是对旁人而言，倒不如说是自言自语。 他的心和肺在迅速地衰竭。他想说话，可是那口气却总也提不上来。他的话随着急促的喘息散播到空气中，听起来更像是在哀号，很难听懂。他提到了阿波利纳尔，仿佛到了一个离德维圣母院很远很远的地方，仿佛回到了过去，进入到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不一会，他又回到了卧室里：“雅克琳，你在哪儿？”他转过头，对贝纳尔医生说：“你不结婚是不对的。结婚很好。”这之后，他开始语无伦次，说的话也开始变得颠三倒四。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他的呼吸出现痉挛，可他仍挣扎着，使尽一切气力，喘息着。11点45分，贝纳尔医生发现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便给他注射了一阵强心剂，并立刻进行心脏按摩，同时，他还让米格尔给他做人工呼吸。无效，他便又让雅克琳给他打了一针，可依然没有任何作用。“我无法让她相信，他已经死了，”医生说：“可是，我还是合上了他的眼睛。” 这时，屋里有人咳嗽了一声。雅克琳立刻跳起来，大喊道：“一定是他。”于是，她逼着医生再次给毕加索测脉搏。然而，屋里一片寂静，只有窗外的玫瑰花擦着窗户，发出阵阵沙沙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