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的艺术教育，其实是在家里面熏陶得来的，可那是不知不觉的。如果从时间之流里明确切出一个界标，那还是1964至1968年在浙江美术学院附中的学习。 说起来，我考上浙美附中也不是特意努力的结果。当时，我读的杭州第四中学（原杭州第一初级中学）是全省最好的初中，我完全可以升本校的高中部，考杭州最好的高中也没有问题，所以我根本没有必要去附中。但是我的图画老师一定要我去考附中，因为我在图画小组里面是画得最好的同学。他对我教得真是尽心尽力，当时学校里面的石膏教具总共没几个，也就是立方体、圆柱体和伏尔泰等几个头像，还有一个维纳斯。图画老师认为维纳斯最难，其他人都不准画，他认为只有我一个人达到能画维纳斯的程度。他希望我报名去考浙美附中，我不肯去，我觉得画画这种事儿，好像属于成绩比较差一点的才去考，我觉得不甘心！后来，这个老师去附中给我报了名，报名费五毛钱也是他出的，回来告诉我说：“我已经给你报名了！你还是去考一下吧，你考完了以后就是不去都没关系。” 我记得考试是画一个瓦罐，一个瓷盘里面再放一根葱。考试的时候，我的状态特别好，特别轻松，完全是玩儿，我的那个瓦罐素描画得特别好。瓦罐本来就酱油色的黑乎乎的，我画得特别狠，整张画画得很重。我当时已经有这个感觉了，有点儿懂得画画要画得重呀，画得狠呀。考完了根本问都没问，就是没当回事。过两天，附中的女校长就跑我家里来了，跟我父亲说：“潘先生，公凯考得非常好呀！他是第一名！听说他不想上附中呀，想考别的高中。哎呀，就上我们的吧！我们还是很好的。”动员我父亲来做我的工作。父亲就和我商量：“要不然就去读？如果你去画画，我也挺高兴的。”这个事情我记得我思想斗争了两三天。关键是当时我学理工科究竟学什么自己也没明确，一时没了主张，这个时候有了学画画的机会，我有点茫然，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去考别的学校，我也有些抹不开老师们的面子。我就这么糊里糊涂地上了附中。 我在附中学画的时候，曾经迷恋过19世纪末俄罗斯的油画，像苏里柯夫、列维坦等等，特别喜欢谢洛夫，我觉得他画得潇洒，特别有灵气。也喜欢柯勒惠支的素描和版画，看着觉得特别过瘾，喜欢她深沉的力量和对生命价值的独特感受。在我家里，还有一些德国表现主义风格的画册，是东德一位朋友送我父亲的，我也很喜欢。当时，罗马尼亚画家博巴在浙江美院任教，他的油画吸收了中国写意精神，大笔触，很整体，也用黑线。父亲也喜欢他的风格，将他送的一幅大白玫瑰挂在画室里。我在附中的时候，也学国画，不过是大家都学习的东西。我的素描成绩一直很好，那个明暗调子、空间感，这种道理容易懂，一想就明白了，马上就可以用到各种作业上去。我父亲是根本不问我在学什么，画什么。他对我的学习能力是十分信任的，根本就问也不问。后来我们在附中的时候，下乡、下厂的时间越来越来多了，我们就在乡下或工厂画速写。 附中的课堂学习，我不是最用功的，虽然成绩一直很好。从小到大，课堂学习一直不是我的重点，因为我觉得功课好并不很难，而且是理所应当的，我的专注点还是在课外。我开始喜欢哲学，买了大学的哲学课本。这个时候我对于理想，对于自己今后需要承担的责任、义务和困难已经有所准备了。 我们刚上附中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大家总是吃不饱。我家里的条件比较好，浙江省总共有三五个高级知识分子享受省级领导待遇，父亲是其中之一，每个月有一辆三轮车拉过来，送点油、糖、肉、米。我在附中住校，坚决不回家吃饭，连礼拜六、礼拜天也不回家吃饭。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我绝对不能比同学们吃得好，但是干活我绝对不能比同学们差，我的付出绝对不能比他们付出得少。就是说，我要求自己跟所有的同学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起跑，而我必须比所有的同学做得好，这都是理所应当的。在附中我是第一次住校，以前都是住家里，但是我对于独立生活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困难，而且苦活、累活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干，同学们不愿意干的事，我都干。一般男同学的被子拆洗完了以后就缝不起来了，我就成了同学们当中缝被子的老手，我不仅能把被子缝得非常服帖，还会踏缝纫机补衣服。有同学生病了，总是我到医院去照顾。我还给同学们理发，到店里买了全套的理发工具，我的手艺在附中是出了名的。 因为相对于我准备承担的责任、义务和困难来说，这些的确不算什么。我甚至觉得自己的条件还不够差，总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降低，让自己吃苦，使自己获得锻炼。这样一种自我要求，恐怕真的跟我读的那些书有关系。 在上附中前我已经读了一些传记，像《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列宁的青年时代》、《毛泽东的青年时代》。这些传记能吸引我，首先是这些伟人是在为理想而奋斗，为未来的美好社会而自我牺牲。在我印象当中，《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前半本整个没有讲马克思，统统在讲时代背景，后来我明白了他交代这个时代的背景对马克思的重要性，对于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在当时已有所感悟。《列宁的青年时代》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列宁哥哥的死，这是列宁走向革命道路关键的一个环节，也让我意识到了革命的残酷性。读《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当时我比较注意的是他在岳麓山怎么去锻炼身体呀，下暴雨的时候到山上去跑步，以及他独自一人不带分文去做农村调查。 既然要为理想而奋斗一生，既然国家和未来要交给我们，当然需要在身心两个方面都有所准备，这一点我当时就已经很清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