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些年的潘天寿研究，我日益理解了父亲为发展中国绘画而设想的策略性方案，我意识到在“拉开距离”的背后，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中国绘画和西方绘画的两大传统。1984年夏，我想将中国的传统绘画和西方的传统绘画（印象派以前）作一个粗略的比较，并希望弄清楚两者的核心差异究竟是什么。从1982年备课讲画论开始，到这时我已基本形成了自己关于中国画发展的观念与想法。 我是从中西传统绘画的差异入手的，就是研究中国画的程式化表达在绘画心理上的特征，它和西方的具象表现的写实画派在心理运作上有什么差异？我提出的“概略表象”和“具细表象”，是我从中国传统绘画体系和西方古典绘画体系中“杜撰”出来的两个概念。“表象”原是心理学的概念，是指大脑中留存的在知觉基础上形成的感性形象，是由直接的感觉过渡到抽象概念的一个中间环节。“概略表象”与“具细表象”相比，自有一种“似与不似之间”的距离，与“具细表象”和抽象概念两者，都有着密切和生动的联系。我提出，在中国画的传统体系中，最基本的心理根据是“概略表象”的运动。我现在想想这个20多年前的想法，仍然觉得是很对。然后，我又从“概略表象”与人格表现的联系，推演出中国画是作者主体的人格映射，西方的写实绘画是对客观对象的再现，从心理学的角度把所谓再现和表现做出了解释，特别是把中国传统的抒情写意和西方现代艺术中的自我表现，在心理学上做了区分。 那个时候文化界刚刚引进萨特，我立即感觉到西方现代哲学中的自我和中国人的主体人格之间的差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人的“自我”不是一种纯粹理性的观念，而是一种实践理性的观念。中国人的“自我”与外部世界不是隔绝的，而是互相流通、渗透、融合的。这种“自我”是一种平静、自然、豁达、超逸的内省体验，它把矛盾的解决不是引向外在的战胜与自由，最终引出个性解放的社会理想，而是引向内在的和谐与超越，最终引出自我完善的人格理想。因此，人格更适合用来表达中国文化中的自我观念。广义的人格，是个人精神生活的总体特征和风格。中国文化中的“人格”，与西方文化中的“自我”之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格”的伦理学、社会学属性。“人格”是在中国独特的文明历史中形成的概念，它既不是孤立的“自我”，也不是抽象的“人性”，它有特定的内容，代表着特定时代和地域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结构，并随着时代的进展，“人格”的内涵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中。自古以来，中国绘画中的“自我表现”，就是“人格映射”。映射， 即反映、投射、影像之意，亦即人格的外化。由人格表现而完成的作品，可以称之为“人格映射”。所谓“写胸中逸气”，所谓“畅神”、“写意”，皆是以人格的表现为旨向。我感到，这是中国传统绘画美学的主旨与核心。  清秋-60×47cm-1988中国画传统的价值核心在今天是否还有意义？这就牵涉到我们对于传统的理解。我以为，传统是一种立体的深层结构，从外向里可以分析成不同的层次；传统又是一种网络，就像生长在一定土壤环境中的藤蔓，既有根有末、有主有从，又枝叶交错、互相牵扯、难解难分；传统又是一个过程，它在生长、延续和演变，它是在表现为偶然性的历史现象后面的、变动较为缓慢的持续性因素；传统还是一种横向区分，对一种传统的描述总是离不开同其他传统作比较，所谓传统只是从一定参照系来观察的相对的界定。概言之，传统是一种体系和系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