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双年展的独立性该如何体现?——关于第十届柏林双年展

时间:2018-09-03 09:03:03 | 来源:卡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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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今天的艺术双年展,我们很难仅凭其中某几件作品的品质来定义它的好坏。“柏林双年展”的概念是建立在城市地方上一小撮艺术精英分子面对所处的社会状态表达艺术理想的视觉与行为的反应。在艺术的逻辑上,它需要搭建一个社会性的话题作为展览结构的逻辑构架,也作为其公共性的延伸、艺术家政治态度的延伸,同时也作为艺术理论与社会实践辩证关系的结合点。双年展主题的设定让艺术以一个实体的身份浸透和参与到社会的发展变化中来。因此,参观双年展,我们无法绕过其展览机制、财团和策展人团队对身份、政治的联想,而去讨论艺术本身,因为他们是让艺术在更广泛的公共领域发声的施恩方。

谁是“另一个英雄”?

2018是柏林双年展的第二十个年头,它1998年建立,如今已是第十届。二十年间,它经历了从自由、野生的艰难“创业”状态,到今天的备受关注,并发展成为获得政府支持的、拥有双年展机制的持续性当代艺术展览,虽然它发生在柏林,但影响已是全世界的。这种制度化选择让柏林双年展在业内宣布“成功”的同时,也埋藏了许多十分危险的艺术上的隐患,这种隐患并不作用于展览的规模和形式,而只会专注于对双年展机制内部有关艺术核心力量上的瓦解。

默认双年展机制,这让展览在创新上减少了一些阻力,这些阻力在双年展成立之初曾是辅佐它展示自己高调且独立态度的根系和依托。柏林双年展与威尼斯双年展不同,它并非是在全球视野下的当代艺术展览的操作,因此,地区性、小规模的它能够呈现相对独立的展览气质和艺术、政治的态度就变得尤为重要。体制化运营让柏林双年展在艺术实践上想要真正实现价值的条件悄然发生了转变,它所要面对的是新的阻力,它需要每一届策展人都能提前预见其中不一样的潜在威胁,并通过缜密的展览逻辑,以艺术的方式将其化解在展览视觉当中。或许从第八届,甚至更早,柏林双年展就已经面临这些挑战了,而如今也依然有些当事人不自知。 


第十届柏林双年展的主题“We don’t need another hero(我们不需要另一个英雄)”,我们可以猜测这位“英雄”来自哪个领域?但它一定跟政治有关。到底跟谁的政治有关呢?这个口头禅式的、普遍意义上的“政治”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政治”不是一家之言所能形成的,它包括制造政治的一方,以及接受政治的一方。很多时候艺术展览中触及政治,不一定代表的就是正义,特别是双年展里的政治倾向,必须要落在其地方上具体现实中去理解,还要有随变化而变化的辩证理解眼光。但无论艺术家与策展人政治的愿望多么强烈,多么正确,都无法替代艺术在视觉逻辑上的发生本身,政治态度也永远不会是艺术的评价标准。


谁才是主题中的“另一个英雄”?而上一个“英雄”又是谁?我想它们无非是欧洲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下的普世关怀,这种关怀的本质如今也越来越接近于解决西方社会制度下的社会问题与漏洞。欧洲优越的政治家们的苦心经营,却在到达普通大众身边时不被完全理解和完整的接受:当德国政府开放柏林边境接收了一定数量的难民后,领导人更为长远的国家人口政治规划被部分大众理解为抢占自己的生存资源,被部分艺术从业者理解为政治领导又在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视角成就在难民和德国民众以及全球范围内世人眼中的英雄人物和英雄国度。于是,第十届柏林双年展的策展人们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我们不需要另一个英雄”的展览主题。这种定位就类似今年的双年展委员会选用完欧洲美术馆策展人后,就要选择一个非洲裔的策展人来展示态度一样的没有理由,或者如此基础的理由。

任何一种类型的艺术展览,对艺术自身发展的忧虑都不应放弃,这是艺术存在的根本。不得不说,有些时候,艺术世界中的人的眼光、格局要远远落后于那些优秀的、心怀人类的政治家,所以今天的艺术总是不断被政治的视野给围剿,它存在着,但很被动。

无法独立的二元对立模式

当第十届柏林双年展考虑到卡塞尔文献展和威尼斯双年、明斯特雕塑展等展览的规模和主张时,就注定了它无法再选择独立。

为了区别于其他大型国际展览,第十届柏林双年展在规模的主张上选择了相反的方向,它缩小了参展艺术家的数量和筛选范围,从第九届的120位艺术家降到只有46位艺术家参与的低成本制作中。“We don’t need another hero”中的“另一个英雄”,本质上和这句话前提中的“上一个英雄”是具有同等价值取向的。本届策展人的主题选择和实际操作,实质上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想法,这与它要反对的事物无任何分别。所以在这种操作下的任何艺术的态度都是徒劳,关键在于其策展理念中并无涉及有关艺术概念上的反思与设置,导致本届双年展没能提供任何对艺术、对知识、对人性、对时代、对物质世界的新发现与新解构,而仅仅是在凌乱的现实中任意挪动了一下“原有物“的位置,其能量就像微风吹过草地所产生的动荡一样微弱,而又缺少其中的浪漫和唯美,索然无味。 

这种在名义上抵抗,行为上顺从的展览模式,以及策展人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想法,遏制了艺术的发展,将体制化的柏林双年展快速推向倒戈。为了支撑自己的定位和选题,第十届柏林双年展的策展团队放弃了更多优秀的欧美艺术家,取而代之的是诸多非洲裔和中东艺术家,尽管这不是我们评价一个展览的依据(这里也没有任何种族歧视的嫌疑,而只存在视觉艺术上的唯一标准),但依靠这种“非黑即白”的思考方式与展览设置,对于可以承载深刻思想的艺术来说,未免显得有些任性。这不是今天现代人认识和理解新世界的方式所需,这更不是一个拥有多年经验和众多艺术观众的柏林双年展应该简化的艺术思考过程。

对于观众的考量、公共性的讨论、城市文化和旅游的设置、教育的承担等等双年展核心结构周边的一切“生活化”的设想,在无法保证艺术理念追随艺术的发展且成立的前提之下时,都是在表明展览自身能量的不足,它要向艺术外部找寻更多形式上的支撑。双年展上艺术调解团队和导览为观众创造讨论艺术的机会,产生集体讨论,但艺术是少数人探索世界本质的思考方式,本就不是一个属于大众的基础性学科,而这样的公众讨论就将艺术的要求与大众的审美拉到了一个水平线上,艺术该如何发展?在这种不彻底的概念形式的鼓动下,也很难吸引观众。一个双年展应该首先为观众提供它应有的专业态度和最新的艺术与审美标准,这跟大众的理解之间是要有必然的距离的,不然就无需有专业与非专业之分了。

谁来对双年展机制进行最后的审判?

在双年展成立之初,它没有足够的场地和资金,所有的困难都需要创始人们身体力行地去解决:没有空间,去跟城市公共空间谈;没有资金,去找艺术家的合作画廊谈,这些困难中的行进都为展览积蓄了艺术能量。因此在早期的几届柏林双年展中,那些参与者的个人态度,那些看起来有些模糊的作品形式,都带给了观众一些有意思的联想,那正是让观众能够建立自己对艺术认识的良好氛围与视觉条件。如今的双年展是在已经准备好的基础条件下,叠加策展人的想法,再联合政治的愿望,机械组合而成。

当柏林双年展成为一种机制,并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后,它被动成为了政府的一张城市文化名牌,讨论政治成为艺术展览的前提,也成了一种顺理成章的展览模式,但它不再独立。在倾向于制度化选择的过程中,双年展内部也慢慢积累了一些隐形的价值取向、政治取向和审美取向。但每一次双年展的最终呈现,都是策展人个体的思想意识物质化的体现——个体策展人对艺术的认识决定了双年展在视觉上的品质与展览质感;策展人对展览概念的理解决定了双年展的学术定位、认识高度及包容性;策展人认真有逻辑的工作方式,决定了一个展览的细节与节奏,这些细节都将全部为展览的艺术理念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拥护,反之,它们也将会以人们意想不到的速度瓦解整个展览机制,成为流行;策展人面对制度的态度和反应,决定了双年展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现实并保全艺术。因此,作为一个双年展的总设计师,无论如何,策展人本人都应该接受最高的夸赞与褒奖,以及承担最严厉的批评和斥责。

在西方相对成熟的艺术系统中,它很早地就将“包容”一词写入自己艺术史的发展实践当中,以保证其一直享有更多的话语权,以及艺术世界的中心地位。“包容”养活了一个“职业化”的艺术群体,他们只需要站在西方主流艺术逻辑的内部思考问题,无论你选择顺应,还是对立;无论你是发展自由民主,还是维护种族地域性,它们镶嵌在艺术展览上一律自动成立。这种情况下,对展览的评价标准似乎已经不是以艺术发展的眼光来进行评价,它们捆绑在一起完美跳过了艺术发生逻辑的严苛要求,而在自我机制中进行自我生产,用以自我为中心的艺术眼光评价自己的展览,如此,艺术上的“成立”便容易多了。

今天的当代艺术面对的是一种与艺术自身的发生发展有些背离的艺术生态环境。谁来对已成形的艺术机制进行审判?答案或许只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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