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多的诗中，我们看到了饱经沧桑的诗人探索着一种有益地尝试，他借助“挖”这一普遍的生命动作，在“水体语法”的亲切关照下，力图将威严耸立的“土地中心主义”改造、疏导或解构成一种水溪缭绕的“乡愁”，在这种努力中，记忆诗学开始温柔地漫溢，所谓“中心”的东西被取缔了，等级秩序也悄然隐遁，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热爱土地，眷恋故乡这等简单至极的事情完全成为个人情感结构的主要内容，成为一种受个人情感支配的私事，一种最为隐秘也最为强烈的情绪，不必再接受着一个高音号令的调遣。即使没有这个“中心”，生长在土地之上的人们依然钟情于土地，如同“一个盲人邮差走入地心深处/它绿色的血/抹去了一切声音我信/它带走的字：/我爱你/我永不收回去”（多多《是》） 然而，一个纵情回忆的人，一定是一个容易受伤害的人；一个有着太多历史记忆的民族，也一定是一个悲观的民族。多多诗云：“面对悬在颈上的枷锁/他们唯一的疯狂行为就是拉紧它们/ 但他们不是同志/他们分散的破坏力量/ 还远远没有夺走社会的注意力/而仅仅沦为精神的犯罪者/仅仅因为：他们滥用了寓言”（多多《教诲——颓废的纪念》）。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劝诫我们：“过量的历史看起来是某一时代生活的敌人。” 16因此，同那只塔兰泰拉的蜘蛛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过于饱和的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无异于也是一种致命的毒药。而对于中国传统表意体系中的“土地中心主义”，在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征用为蓄水池之后，尤其擅长囤积各种成分的历史苦水，除非这座历史蓄水池能够拓展出无限的空间，不然中国人奉“土地中心主义”为圭臬的情感结构就是危险的。在这种布满隐患的形势面前，哲学医生尼采给我们开出了一副药方：“非历史和超历史的东西是用来对付历史压制生活的自然解药，它们就是治疗历史病的方法。这种解药也许会让我们这些患了这种病的人感到一点痛苦，但这并不能证明我们选择的治疗方法是错误的。 17尼采药方中提出的“非历史”，就是让我们像动物那样忘掉过去，而“超历史”则是教导我们将目光从演变进程之上转移到赋予存在一种永恒与稳定特性的事物之上，也就是学着倾心于艺术或宗教。尼采为我们的历史观开出了一副善意而纯洁的泻药，多多在他的诗中表示同意： 倾听大雪在屋顶庄严的漫步 多少代人的耕耘在傍晚结束 空洞的日光与灯内的寂静交换 这夜，人们同情死亡而嘲弄哭声： 思想，是那弱的 思想者，是那更弱的 （多多《墓碑》）世界在一片茫茫大雪之中归于沉寂。对于雪，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做过一番精彩地诠释：“它仅用一种色调统一了整个宇宙。对于受庇护的存在来说，宇宙被表达和省略为一个词，雪。”18雪成为了宇宙的简化形式，它纷纷落下的样子，时而悠然，时而急促，却不带一点声响，悄悄将整个大地漂白。在屋檐下“倾听大雪”的多多似乎听到了： “一些声音，甚至是所有的/都被用来埋进地里/我们在它们的头顶上走路/它们在地下恢复强大的喘息/没有脚也没有脚步声的大地/也隆隆走动起来了/一切语言/ 都被无言的声音粉碎！”（多多《北方的声音》）是的，多多听到了雪的声音，这是寂静的声音，是寂静本身的呼吸。当十指黑黑的我们因为“挖”出太多的回忆而体力透支的时候，当一个民族的情感结构在“土地中心主义”的伟大传统背影之下日趋僵化、疲乏的时候，多多终于接受了尼采的药方，请求在大雪纷飞中将这一切光荣与愤怒统统埋葬：“从死亡的方向看总会看到/一生不应见到的人/总会随便地埋到一个地点/随便嗅嗅，就把自己埋在那里/埋在让他们恨的地点”（多多《从死亡的方向看》）。同雪的方式一样， “埋”也是一种简化世界的动作，它憎恨过度开发的记忆，有效地制约了“挖”的工作进度，因而呼唤建立一种关于遗忘的诗学。这种诗学试图将“土地中心主义” 整体地放入括号中，再将它弃置在荒无人烟的沙滩上。它用“埋”的动作将概念世界的一切复杂命题统统抹平，将现代人斑驳的奇异心态还原为一种原始状态的自然天性，有道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曹雪芹《飞鸟各投林》）。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阅读普鲁斯特时，曾拿“珀涅罗珀的编织”来类比记忆与遗忘：“这里白天拆解的正是夜晚所编织的东西。每日早晨醒来的时候，我们的手里只不过松散地握着过往生活这张织物边缘的穗饰而已，好像是遗忘将其编织进了我们的生活。然而，通过我们有意识的行为以及甚至有目的的记忆，每天都在拆解这件织物，拆解遗忘的装饰。”19记忆和遗忘，就像是造就一件文本织物的经和纬一样密不可分，通力合作。多多在他的诗歌体系中同时调遣着记忆与遗忘两种诗学精神，力图从这两个方面重新厘定一套“亚细亚抒情方式”，这种崭新的情感结构主要由“挖”和“埋” 两种典型的动作形式得以表达：“挖”是 “犁”的梦想的延续，在疲惫的“犁”解甲归田之后，“挖”作为一种纯粹的铭记和进取意志，在人类的精神动作史上被保留了下来，它同时关涉着写作行为本身： “在我的食指和拇指之间/停歇着胖墩墩的钢笔。/我要用它去挖掘。”20（谢默斯·希尼《挖掘》）尤其是那些用心血浇筑的诗行，它们正是人类在大地之上犁出的一道道或深或浅的痕迹，也是镌刻在人类心灵上的累累伤口。写作就是对这些伤口的展示或者疗救；“埋”是对犁沟的抚平，也是对被“挖”出的伤口的覆盖，它构成了“挖”这一动作的反面，进驻了诗行间的空白和写作的虚空之中，它渴望着世界的整一化，人性的原初化，甚至试图实现对写作本身的删刈，就像割草那样畅快淋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