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古罗马的农学家瓦罗（Varrault）把农民定义为“会说话的农具”一样，艾青笔下的“农夫”几乎就是土地价值的人形翻版。统治阶级的意志会挟持“土地中心主义”，通过它，那些站立在权力顶峰而不是站立在土地之上的统治者，迫切希望看到人与土地、与农具的化合体，以便将人牢牢的拴缚在土地之上，以达到他们的剥削目的。在多多大多数描写土地的作品中，我们发现，“土地—犁—人”，这三者间那种原初的裙带关系被打破了，土地与犁之间、犁与人之间的密切联系也被绝望地切断了。善于掐住七寸的多多将笔墨集中在对“犁”的消极性描述上，希望用这种手段来撼动“土地中心主义”的坚实地基，进而颠覆既有的、维系在这一地基上的耕作体系和情感秩序。于是，如此这般的诗句便映入我们眼帘： 犁，已脱离了与土地的联系 像可以傲视这城市的云那样 （多多《北方的记忆》） 水在井下经过时 犁，已死在地里 铁在铁匠手中弯曲时 收割人把弯刀搂向自己怀中 （多多《走向冬天》） 美国现代诗人弗罗斯特（Rob e r t Frost）喜爱描写人与农具之间的亲密关系：“树林边静悄悄，唯有一点声音，/ 那是我的长柄镰在对大地低吟。/它在述说什么？我也不甚知晓；/也许在诉说烈日当空酷暑难忍，/说不定它在述说这大地太寂静——这就是它低声悄语说话的原因。” 10（弗罗斯特《刈草》）这种平和恬静的叙述再现着人与农具、与土地之间和谐的对话图景，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土地中心主义”赏赐给人类的诗意成分。与此相悖，多多的诗歌助长着一股否定性的诗歌精神和普遍的怀疑情绪，他策动诗歌中的“犁”纷纷罢工，拒绝了继续伺弄土地的远古使命，帮助它们果敢地从惯常的耕作秩序中解脱了自身，从而扰乱了“土地中心主义”辐射开来的权力体系。多多，这个充满破坏力的语言巫师，就像一个神情专注的印度流浪艺人，用犀利的笛声蛊惑着毒蛇跳舞。过去辛勤劳作的“犁”恨不能“死在地里”，也要挣脱土地，然而离开土地的这些革命的农具会回到它们的主人那里去吗？我们看到“收割人把弯刀搂向自己怀中”之后会发生什么？多多说：“五月的黄土地是一堆堆平坦的炸药/死亡模拟它们，死亡的理由也是//在发情的铁器对土壤最后的刺激中/他们将成为被牺牲的田野的一部分” （多多《他们》）；“而，我们的厄运，我们的主人/站在肉做的田野的尽头/用可怕的脸色，为风暴继续鼓掌——”（多多《风车》）；“我想了解他的哭泣像用耙犁耙我自己”（多多《北方的声音》）。在脱离土地的捆绑之后，发动叛乱的农具并没有和农民站在一起，而是恰恰相反， “犁”用它们的锋芒穷凶极恶般地刺伤了主人，像它们密谋着去血淋淋地刺伤土地一样。由此，诗人由衷地感到——正如多多一首诗的名字那样——“北方闲置的田野有一张犁让我疼痛”。作为传统耕作秩序链条的中介，“犁”的破坏行动积聚了足够的能量去全面震慑、撬动并拆解“土地中心主义”的权力体制，让失去农具在先、不幸负伤在后的农民们孤零零地面对眼前这片凌乱的土地，承受着背叛和流血的痛苦： 为了双腿间有一个永恒的敌意 肿胀的腿伸入水中搅动 …… 为了土地，在这双脚下受了伤 为了它，要永无止境地铸造里程 （多多《为了》） 我的腿是一只半跪在泥土中的犁 我随铁铲的声响一道 努力 （多多《十月的天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