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面目狰狞的“犁”从传统耕作秩序链条中自行剥除之后，既有的生产方式和抒情方式都将面临着巨大的断裂。就像能量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在“土地—犁—人”三者之间畅通地传递一样，传统的情感结构也将迎来支离破碎的危险。失去农具的农民们由于找不到情感媒介与土地的沟通，他们对土地的表意方式由此就会发生变化。在人对土地的情感结构或“土地中心主义”里，同样存在着二律背反：一方面人热爱土地，因为它养育了人；又厌恶土地，因为它不能挽救人们悲观的命运。在中国传统的表意系统中，即经典的“亚细亚抒情方式”中，我们从未遭遇过断裂的危机，而当“土地中心主义”的权力幻象一旦被打破之后，人们却不得不服从于这种二律背反，也就是不得不继续寻找农具的替代物，承续上人对土地的表意通道。在这里，多多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我的腿是一只半跪在泥土中的犁”。我们不难发现，在丧失“土地中心主义”的庇佑之后，人们开始试图用身体充当缺席的“犁”，这不得不视为 181 一种现代的、消极的智慧，一种服从二律背反的无奈表演，就像“双腿间有一个永恒的敌意”。那只“半跪在泥土中的”“腿”代替了逃走的“犁”，继续深入地与土地取得亲密联系，然而人采取的这种亲临其境的办法，却无法真正地修复他们与土地之间的和谐状态，就像四肢永远无法代替农具一样，人走入了一个尴尬的窘境：“永恒的轮子到处转着/我是那不转的/像个颓废的建筑瘫痪在田野”（多多《风车》）。 与其说“犁”的背叛是受惑于一种神秘的魔笛，不如说是农人暗地里导演了这场“苦肉计”，试图重新拯救自己的命运，或者不如说是这些常年耕作在土地之上的人们突然被“现代性”所豢养的一只塔兰泰拉毒蜘蛛咬伤，从而扔下农具，开始疯狂地跳舞，甚至试图用自己的身体充当丢失了的农具。对于那些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侥幸活过来的人们来说，这种猜测一定会赢取广泛地认同。人们在追求全面解放的道路上希望摆脱对物的依赖，进入那个幻想中的自由王国，但人们却在这种急火攻心的追逐中把自己的身体当作了物，从而走上了一条走火入魔之路。原本可以视为一种人体器官的“犁”被人们自行革除了，如今那条“半跪在泥土中的”“腿”，其实仅仅是人类在土地面前的一条“幻肢”，是一条乌有之腿，它永远都不能代替那把逃之夭夭的 “犁”。这同时也是“土地中心主义” 的顽固余孽在大地之上制造出的一条 “幻肢”，人获得了虚假的满足，等待他们的却是现实的疼痛。 这一切不过是人类自身在田间地头发动的一场“辛亥革命”而已，辫子剪掉了，牌子更换了，“土地中心主义” 依然我行我素，并没有引起“思想深处的革命”。然而在此刻，走失的“犁” 并没有丧失行动力，而是开始关注另一片田野，继续着它的原初使命： 一张挂满珍珠的犁 犁开了存留于脑子中的墓地： 在那里，在海军基地大笑的沙子底下尚有，尚有供词生长的有益的荒地。 （多多《那些岛屿》） 只允许有一只手 教你低头看——你的掌上有犁沟 土地的想法，已被另一只手慢慢展平 （多多《只允许》） 在人类与“土地中心主义”的长期博弈过程中，先后受雇于双方的“犁” 在引发传统耕作秩序的断裂之后，终于觉察到江湖之凶险莫测，于是决定在另一种意义上解甲归田。在经历了叛离土地、刺伤主人的腥风血雨之后，这把疲倦的“犁”开始为人们开垦“存留于脑子中的墓地”，并且同时努力“展平”它的主人“掌上”的“犁沟”，其结果是，“记忆，但不再留下犁沟 /……/从指甲缝中隐藏的泥土，我/认出我的祖国——母亲/已被打进一个小包裹，远远寄走……”（多多《在英格兰》）；“遥远的地平线上，铁匠和钉子一起移动/救火的人挤在一枚邮票上 /正把大海狂泼出去/一些游泳者在水中互相泼水/他们的游泳裤是一些面粉袋 /上面印着：远离祖国的钉子们”（多多《地图》）。1989年之后，多多远离了祖国的土地，开始了他远涉重洋的漂泊生活，这位在农耕文明哺育下的中国诗人，开始携带着他心爱的母语穿越大海：“从海上认识犁，瞬间/就认出我们有过的勇气”（多多《归来》）。在多多 1989年之后的诗歌中，我们找到了一把海上的“犁”，和多多一样，它也在接受海洋文明的洗礼，告诉我们比土地更宽阔的乃是海洋。这把海上的“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转化的契机，为迷惘于土地之上的人们指明了一条解救之道。在这种意义是上，多多的作品为我们开辟了这片“看不见的田野”： 走在词间，麦田间，走在 减价的皮鞋间，走在词 望到家乡的时刻，而依旧是站在麦田间整理西装，而依旧是屈下黄金盾牌铸造的膝盖，而依旧是这世上最响亮的， 最响亮的依旧是，依旧是大地 （多多《依旧是》）由海洋之“犁”的指引，多多用他的词语之“犁”引领我们走进这片“看不见的田野”。在这里，“犁”所耕作的不再是真实的、广袤的土地，而是人类记忆的疆域。记忆会将一切过往的褶皱全部展平，让人们以一种平心静气的态度来跟随语言的犁头去再次亲近久违的、留有余温的土地。词语之“犁”借机告诉我们，还有比海洋更宽阔的，那就是人的心灵。而记忆正是从人的心灵深处汩汩流出的清冽山泉，它绵延的流动性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们带到现实中再也回不到的地方，带我们回到曾经与之朝夕相处的土地之上：“麦田间有教室，教我听/大河闯开冬日土地的撕裂声”（多多《五亩地》）；“只允许有一个记忆/向着铁轨无力到达的方向延伸——教你/用谷子测量前程，用布匹铺展道路”（多多《只允许》）。当人们与“土地中心主义”进行旷日持久的对峙之后，当着魔的犁尖带领着诗人领略了浩瀚的大海之后，多多在异乡漂泊的经验教会了他一种“水体语法” 11（朱大可语），这种以河流为表征符号的思维形式帮助诗人与“土地中心主义”展开新一轮的和谈。就像大禹治水的关键之处在于从“堵塞法”转向“疏导法”，当多多再一次面对被中国传统诗教征用为蓄水池的“土地中心主义”时，他开始运用“水体语法”来重新打量这座 “亚细亚抒情方式”中的定海神针： “秋雨过后/那爬满蜗牛的屋顶/——我的祖国/ /从阿姆斯特丹的河上，缓缓驶过…… ” （ 多多《阿姆斯特丹的河流》）；“一切会痛苦的都醒来了//他们喝过的啤酒，早已流回大海/那些在海面上行走的孩子/全都受到他们的祝福：流动”（多多《居民》）。老子曰：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12 漂诗与思 POEMS AND THOUGHTS 182 泊中的多多发现，也许可以将这种“土地中心主义”置于一种流动性的视野当中，或者说置于一种辩证法的视野当中，就像时光缓缓淘空了我们的青春一样，让河流所表征的“水体语法”来慢慢地浸润“土地中心主义”的闸门： 当疾病夺走大地的情欲，死亡代替黑夜隐藏不朽的食粮犁尖也曾破出土壤，摇动记忆之子咳着血醒来： 我的哭声，竟是命运的哭声 当漂送木材的川流也漂送着棺木 我的青春竟是在纪念 敞开的雕花棺材那冷淡的愁容 （多多《当春天的灵车穿过开采硫磺的流放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