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学生时代，从初小到大学毕业，我的吃穿用和上学的全部花销，都由父母负担，是父母辛勤操劳将我养育成人。建国初刚从南方举家迁回北京时，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母亲不久生下小妹妹，她还要照料我和大妹妹，因此仅靠父亲的工资维持生活，并不富裕，只能说尚过得去。后来母亲也参加了工作，家境得到改善，条件也渐渐好了。我介绍这些情况，无非说明我在工作之前，并不独立，没有经济收入，要买连环画，也并非一件随心所欲的事。 小学和初中时，家里每月给我一元钱零花。此外，每天给我一角钱早点费，嘱我吃饱吃好。我舍不得花，因为买烧、饼油条所剩无几，更不敢买鸡蛋面包。那里胡同里常有卖烤白薯的，烤白薯便宜，花上三两分钱就能买一大块，于是我便每天早晨上课前用一块烤白薯充饥。这烤白薯吃多了，就胃酸，影响消化，因此有一段时间我常常放屁，闹得班里同学都取笑我。就这样，每天我能省下七八分钱，凑一个星期就能买一两本书。也就从那时起，我开始懂得生活之不易，自觉养成了节俭的习惯。 那时出过一套《楚汉相争》，六本一套。我在书店橱窗里见过，很想看看它的故事，后来知道是描写刘邦、项羽之间的斗争，加上绘画者有张令涛、胡丁文与李成勋、陈丹旭等，更渴望保存一套。于是便用零花钱和省下的早点钱买下了。用老北京话讲，纯粹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那套书每册都较厚，单册售价三角多，幸亏不是一次出齐，而是陆续推出，我才能一本一本地买齐。 少年时期，我最盼望过节，一是春节，二是“六一节”，再者就是过生日。每年逢这三个日子，我总能从母亲那里得到一元钱，这笔钱我是基本上全送给书店了，从少儿柜台或连环画专柜换取心爱的小人书。 上高中以后，条件一度发生变化，原来大跃进时期全民扫盲，街道有许多大爷大妈不识字，也不会算术，街道居委会经与学校联系后，学校便选派一些高中生去进行普及教育。我当年也被委以重任，每周有两个晚上到学校附近街道居委会指定的场所去上课，教胡同里的老头老太太们认字，学习简单的加减乘除演算。因为付出了劳动，占据了自己的业余时间，所以每个月都能得到一点报酬；又因为是学生教课，对象又是上年纪的老人，所以钱并不多，只是一点意思而已。我每月用这三五元钱的“意思”，全买了书。这是凭自己的劳动所得买书，因而我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可惜这桩好事并不持久，我仅教了大半年，不知是因为基本目的已达到，还是又换了别的同学，也可能担心影响毕业班学习，上高三之后就再也没遇到这种美差了。 四年大学生活，留下许多美好记忆，由于我已长大，又住校，家里便每月给我20－25元生活费，除了交元伙食费外，剩余零花钱不少。这时期虽然买书较之过去从容多了，但其他开销也增加，如开始交女友谈恋爱，就需要逛公园、看电影、给女友买零食等，所以买书只能量力而为，远做不到潇洒和气派。 大学期间，有些书尽管价格不菲，如贺友直先生画的《山乡巨变》32开线装本，印数才两千册，还有赵宏本、钱笑呆合绘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16开线装本，我因为喜欢，都毫不犹豫地购买了。这些书的珍贵自不待言，它们也成为我自豪的资本。 但是，有些书因昂贵却与我失之交臂。如程十发先生的《阿Q正传一O八图》上下册，摆在柜台里，我很想要，惜乎当时囊中羞涩，怎么也拿不出肆元伍角，只得望书兴叹，怅然离去。自己缺少经济收入，受制于人，这种滋味太难受了！ 补充一句，粉碎“四人帮”后，该书再版，我终于购买到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