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情”是对某种力量倾心的服从，它能使人获得“内在的坦荡与豁达”，解脱平时各种纠缠自己的欲念、顾虑和畏惧，让技术上的把握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这时他既是“我”，又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我”，他变成了“另一个”，这个新“我”打破了“我”原有的疆界，无拘无束，如有神助。如果其他条件契合，不说产生杰作（这是一个相对于书法史的概念），超越作者日常水平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当书法还处在“日常书写”阶段时，“忘情”并不是罕见之物。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才从日本传回国内的《丧乱帖》、《频有哀祸帖》、《孔侍中帖》以及人们并不陌生的《苦笋帖》等，很可能都是“忘情”状态下的产物，只是或因长久不在人们视线中，或因尺幅短小，不曾享有《兰亭序》等作品的尊荣，其实它们都属于同一类的作品。 可以说，“忘情”不过是不计得失的日常书写的极限形式。由于“忘情”与日常书写的联系，这些杰作中的“忘情”，本身就是生活中的一个事件，真实历史中的一个片断。虽然作品由天才之手来完成，但保留着回到所有人心中去的道路。 然而，时代变迁，书法创作自觉意识的演变，使“忘情”的性质悄悄发生了变化。 宋代以后，由于自觉意识的发展，因“忘情”而创造出杰作几乎成为一种神话。在日常书写中，做到“忘情”并不困难，但放松的书写在技术上达不到杰作的要求。这种矛盾阻断了通过“忘情”而创造杰作的道路。久而久之，对“忘情”含义的理解也悄悄发生了变化。 激情并不缺乏，天才的书法家也不缺乏，但是由于自觉意识的发展，人们再也无法真正摆脱对技术的关注，狂放如徐渭，痛切如晚年的王铎，才华、技巧都是一个时代的顶尖人物，但是他们在创作中也无法真正达到前人那种“忘情”的状态。 徐渭几近癫狂的草书作品，实际上只是一种节奏的延续，它是作者竭尽全力保持的一种状态，而不是随着心情的波动，书写的自然生发（图6-21）。王铎的焦渴、激切富有感染力，字结构和章法看来也随心所欲、毫无拘束，但整个作品张弛之间仍然反映出有规律的变化。  6-21 明 徐渭 杜甫诗轴 从那以后，又过去了几百年的时间。由于创作自觉意识的发展，“忘情”与杰作的共生几乎绝迹，但人们始终保持着对这种状态的敬意。在书法史上那些“忘情”的杰作中，隐藏着一种艺术最神秘的机制：到达巅峰状态时各种要素的遇合。在书法史上，不同的时代，要素的构成肯定会发生变化，但也不可能全部改变。而改变是如何发生的？新的遇合由哪些要素组成？这些问题，对后人永远具有无穷的魅力。 忘情无疑是典型的无意识状态，但对忘情的关注、追求却是典型的自觉意识。这种矛盾生动地反映了中国艺术中意识与潜意识之间强大的张力。 对“忘情”、“自然”、“做作”、“匠气”的讨论贯穿整个书法史。但是在创作实践中，理想状态的性质却悄悄发生了改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