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人们对毛笔制作的记录越来越详细，要求也越来越高。其中不仅有对材料、工艺的细致辨析，也显示出人们使用毛笔所积累的丰富经验。 下面是清代朱履贞《书学捷要》中一则关于毛笔的论述： 考造笔之法，兔毫为最。兔有紫、白、花之分，紫为上，花、白次之。纯用紫毫，则软出北地，若江南者，不可用。至于羊毫，出吾郡语溪者佳，然其性极柔，纯用断不可。又香狸之毛硬而脆。若倍用羊毫，而兼兔狸，用作大字，则刚柔并济，妙不可言。惟在造笔者，毫足而工倍，依古法制造，自然合用矣。 后人论述，虽然大都未出孙过庭所说到的几个方面，但重要的补充有两点：一是环境对创作的影响，二是书法与酒的关系。 黄庭坚说：“余寓居开元寺之怡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所得是什么，未曾说明。记述非常简略，所涉及的却是十分重要的一种现象。 创作场所的环境、视野会影响到作者的感觉状态。其中包括两重意义，一是环境的类别，二是空间的大小。 前人对环境的类别较多关注，而现代人对空间的大小更为敏感。 王铎在一件作品的跋语中写道： 书时，二稚子戏于前，饥啼声乱，遂落龙、形、万、壑等字。书画事须深山中、松涛云影中挥洒，乃为愉快。安可得乎？ 这是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动荡中一位书家的理想。他要获得这些已经很不容易了。深山、松涛、云影，也同时暗示着一个广阔的天地。 现代生活离深山、松涛、云影更远了，偶尔的旅游与创作基本无关。现代人已经无法奢望这些，只能争取尽可能大的空间。许多现代作者都谈到在不同大小的空间中进行创作的微妙区别。在宽大的空间中创作，作品结构往往比平时开阔一些。 这不难解释。在狭小的室内并不缺少张力的作品，在美术馆的展厅里往往会显得柔弱。展出状态的改变使现代作者对作品的张力比对作品的韵致更为敏感。 在书法创作中，“酒”是屡屡被人说到的话题。 最著名的是张旭的故事。《新唐书·艺文志》：“旭，苏州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世号张颠。” 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诗句：“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在张旭之后，“酒”成为书法创作中一个生动的元素。 赵构说：“酒后颇有佳处。” 苏轼说：“吾醉后能作大草，醒后自以为不及。” 黄庭坚跋自作书：“元符三年二月己酉夜，沐浴罢连饮数杯，为成都李致尧作行草。耳热眼花，忽然龙蛇入笔，学书四十年，今名所谓鳌山悟道书也。” 又：“崇宁四年二月庚戌夜，尝余重酝一杯，遂至沉醉。视架上有凡子乞书纸，因以作草。方眼花耳热，既作草十数行，于是耳目聪明。细阅此书，端不可与凡子，因以遗南丰曾公卷。公卷胸中殊不凡，又喜学书故也。山谷老人年六十一，书成颇自喜似杨少师耳。” 毕竟各人酒量不同，有人能借酒力而激发出书写的灵感，像张旭、苏轼；更多的人能喝酒，也有酒后书写的记录，但是没有明确地说到两者之间的关系。如祝允明，作品的跋语中多有此等字样：“乘酒漫为书之”，“小值杯酒，谈笑久之，不觉至醉，应书旧作”，等等。 不过，这种记录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余地。如果我们还有过一些饮酒的经验，不难体会到，那种微醺的感觉正是酒带给人们的最常见的兴奋但并不妨碍行动的状态。如王铎： 丙戌三月初五，夜二更，带酒，微醺不能醉。书于北都琅华馆，用张芝、柳、虞草法，拓而为大，非怀素恶札一路；观者谛辨之，勿忽。（《草书杜甫诗跋》） 写出的是自己满意的佳作，酒的作用隐藏在字里行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