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他将一幢私宅连同一个大院子赠送给国家，自己搬进了宿舍楼。1960年秋的一天，苏联画家斯托列托夫受全苏艺术家代表大会委托，专程来杭州，授予父亲“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证书，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荣誉。那天正好下雨，父亲就穿着平时的那套旧中山装，足上一双元宝套鞋，撑着油纸伞，出席在杭州饭店隆重举行的仪式。斯托列托夫感叹道：“见到了潘院士，他是如此诚挚善良的人，我们需要善良的艺术，由善良的人来创造！”赞扬父亲“用处女般纯洁的良心保卫和平”。父亲的画室，除了书橱书柜和一张大画桌以外，也就是几把藤椅，桌上摆的就是几块他从雁荡山、黄山带回来的石头，墙上挂的是两幅他自己的作品，和他老师弘一法师的书联“戒是无上菩提本，佛为一切智慧灯”。  我在儿时经常听父亲谈起在人格风范上让他敬佩的人，除了家乡的一代名儒方孝孺之外，一位是经亨颐，另一位就是李叔同。父亲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经亨颐是这所浙江文科最高学府的校长，人称“强项公”，有“人格教育”的著名主张。他曾说人生好比一碗清水，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以便使这碗清水发挥各种作用；而职业教育，乃是有了味的水；无论什么味的水，都是有了局限性了。浙江第一师范在“五四”期间与北京大学遥相呼应，成为江南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中心。父亲曾经跟我说，他在第一师范的时候，跟他特别要好的一个同班同学就是“五四”运动的时候杭州学潮的领袖宣中华，后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父亲当时也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他冲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的脸曾经被刺刀划破……从一个健康、完整的人的意义来讲，父亲其实是个素质全面的人，他是一个可以做学问的人，也是一个可以领兵打仗的人。他只不过就是学了画画，所以在我看来，画画对于他来说也是偶然的。 李叔同在第一师范主教音乐和绘画，除成立洋画研究会外，他还组织成立了中国院校第一个以研究印学为宗旨的金石团体“乐石社”，出版印集，举行春季大会，师生在一起交流、切磋印艺。李叔同倡导“先器识而后文艺”，是学生敬重的楷模。因此他的出家，是我父亲一辈子不能忘记的事。关于李叔同的出家，我仔细想过，李叔同才情过人，心智坚毅，他对人生确是悟得通透。他在做人与为艺的关系上做的很彻底，义无返顾地选择了个人生命的精神完善，生命的艺术“要透过佛法去实践，去完成”。李叔同的行为的价值在于唤起他人的醒悟。历来的宗教家都以自己的苦行和牺牲为世人示范，来验证人类自我超越的可能性。但在现代和未来社会，宗教越来越难以为继，连在寺院中也都难以找到一块净土。“上帝死了”，意味着人的解放，也预示了人在自我超越途程上的无助。现代化历程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境遇，也改变着终极关怀的设问。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已完全离不开身处的现代语境。自我超越和精神的自我完成，已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或者为了完善自我，而是需要在宏观的、宗教性的信仰问题上进行思考，在剧变中的社会和人的个体生存之间，找到具有普遍性的新的连接点。 我觉得父亲不仅在书画上获益于经亨颐和李叔同，他从两位业师的学问人品上获益更多。后来我整理父亲的画论，开篇第一部分就是“艺术与人生”。父亲有个观点： 人生须有艺术。然有人生而后有艺术，故最艺术之艺术，亦为人生。 每读至此，我都深有会心。父亲一生，视美育为人类精神自我完成的重要一端。这是我父亲给予我的先入为主的家教，这种初期教育影响了我的一生。李叔同也是把做人看成是比为艺重要得多的一个典型。举凡绘画、书法、金石、音律、诗词歌赋、戏剧表演种种，他一学就会，什么都会做，而且都做得挺好，他也没把这些做得挺好当作是什么大本事。他根本就没把这看成是什么大的才能，他就觉得这是应该的。但是他觉得做人更本质。这种思想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从小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把自己从事哪一种职业当成是根本的问题。和父亲一样，我也从始至今认为做人比做艺术更难，做人比做艺术更重要、更为根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