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卷中令我对此感受尤深的是《信心的操练》。必须承认，初读之下我曾大感不快和困惑，因为其以日课方式读参经文并自我激励的做法，奇怪地唤起了那恍若隔世的“天天读”、“活学活用”以至“斗私批修”的荒谬记忆；同样，“后记”中如下的一段话只要置换一系列关键词，就能与岁月博物馆中的某种意识形态藏品叠合，其同一的逻辑曾引导过众多的集体愚行以至暴行： 操练信心的益处即奔向生命成圣，将我们在地上作客旅的短小的日子经由爱上帝的生命实质作成荣神益人的活祭敬献基督。这是一个美不胜美的事实，更是极其内敛的争战：用我们的得胜彰显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之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见证十字架救恩真理的美德。 当然这都是些一时联想，它有待探究，却拒绝一切简单轻率的结论。清明的理性于此既不能无视历史前景和背景的变化，又不能将教义宣讲和现身说法混为一谈，尤其不能忽略处于绝对弱势的个体修为和以绝对强势的权力为后援的集体推广之间的区别。进一步说，只要不是纠缠于这些话语本身，而是着眼并叩问它们与言说者的关系，就不难体察到问题的另一面：在一个人文信仰持续坍塌，拜金和消费主义越来越甚嚣尘上，而精神/人格乃至精神自身的分裂正越来越成为一种致人麻木的沉疴的历史语境中，一个人要有怎样的心性，怎样的定力，付出怎样坚韧不拔的日常努力，才有底气说出这样的话。 也正因为如此，所谓“奔向生命成圣”对我反倒构成了某种倾向沉默的压力。这和“成圣”之念是否虚妄，或在今天是否格外虚妄无关（作为个人励志，这在任何时代均无可厚非——且不说“人皆可为尧舜”的古训，当代亦可举出南丁格尔的成例），与“召唤－奔赴”的（神学）心理结构也关系不大；那一再训诫我缄口的力量不是来自任何修行的意愿及其可操作性，而是来自对一个人修行的过程，对这一过程中必然遭遇，并必须克服、消化的种种磨难，尤其是点点滴滴的日常磨难的同情（本义的同情）。由于分裂以至撕裂的力量前所未有地无所不在，这一过程本身甚至超越了其宣称的目标，向我呈现了某种内在的、隐秘的神圣性。立足这样一种可以被信仰和诗共享的神圣性的立场，就能看到《信心的操练》中那些未被说出以至说不出的部分（以日课形式说出的不过是其日常的象征），就不难体会到我所谓“倾向沉默的压力”。事实上，所有配得上神圣性的事物都具有这种倾向于沉默并唤起沉默的力量，它们当然也有权要求相应的领受和表达方式；对我来说，坦率地说出曾经的疑虑和内心争辩以为引子，继而闭嘴以为读者留下更大的阅读和感悟空间，大概是我能想到的最好方式了。遗憾自然是免不了的，其中最大的就是来不及与沙光就《大地上的异乡人》展开进一步的对话。沙光自认其诗歌卷是“以神本主义诗学为背景的抒写上帝之爱对现实的抚恤的圣诗”，我则更愿意称其为一个向圣修行者阶段性的“喜乐颂”。我不会从诗艺的角度把沙光描述成一个“归来者”，然而，这些诗确实在更为成熟的意义上再现了曾在《抵毁》中大放异彩的魅力：变化多端的语言姿态和彼得拉克十四行的整饬形式之间构成的张力、闪烁游移于多重复合声调之间的不确定感，尤其是那种曾经让我着迷的音乐性。显然，正如皈依并没有自动终止沙光在尘世的苦难一样，转向神本主义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她所面临，或可能面临的诗学问题。多年前她曾经允诺要“把风暴引进更高的城邦”，那么，她正在探索的，会是一条经由诗和信仰的相拥相济和互勘互破，不断在二者之间达成某种危险的动态平衡的新道途吗？《火焰在深情地歌唱》一诗似乎同时包含了我的期待和沙光的应答： 内在的精神不再噼啪作响，但不意味着我停止了歌唱/ 不再像年轻时那么热切倾诉，语词不再纠结争斗/ 在宁静中关怀世界，与人和睦，但决不与罪恶同谋/ 我在歌唱中提炼黑夜光辉，在照亮别人的同时使自身温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