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不认识”正是我乍读《泉旁的玫瑰》的第一感受。时至今日，我对当时心中充塞的那种混合着失落和尴尬的奇特陌生感仍然记忆犹新。这种陌生感和诗本身写得好不好无关——事实上，面对这些诗我已无法使用通常的诗歌尺度——而只对应于期待的突然踏空或错位，其情形相当于兴冲冲地去见一位老友，进门却发现当堂站着另一个人。我想我大致翻完后很是沉默了几秒钟，像是在斟词酌句，其实脑子里一片雪花，如同搜不到频道的电视屏幕。最终我只能挣扎着说了句：“噢，赞美诗……写了这么多……”。抬头看向一旁的沙光，那目光必是困惑和询问的；沙光接着了，却是满满的坦荡，没有要解释什么的意思。她笑吟吟的，浑身上下流动、发散着某种我此前很少感受到的意绪。一个刚刚在诗集中反复出现的词蹦出来：喜乐。 沙光当然有理由喜乐：她刚刚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中国文学史上、中国基督教史上第一本本土诗人创作的赞美诗专著”。但真正的理由更深，那是一个只存在于她和她的上帝之间的秘密，也只能由她自己说出。至于我，无论是作为朋友还是本书的责任编辑，都没有理由不为沙光的喜乐而喜乐。接下来的合作足够愉快：我们一起商定出版细节，一起处理杂务，一起吃饭聊天。有感于她的盛情邀约，同时也为了获得某种体验，我甚至不止一次地在饭前和她一起双手合什，听她轻声祈祷，然后共呼“阿门”。 间或也谈到诗（应该就是在这“间或”中的某次，她说到了她的神本主义立场）。但我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直接评价她的那些赞美诗。就像照像总是调不好焦距一样，我也总找不到我们之间可以通约的尺度。唯一可以通约的是真诚虔敬，但既然沙光在这方面无可置疑，而我又以为“真诚”不过是诗的出发之地（“虔敬”则要复杂一些），除非见出作伪和矫情，否则无需深究，我们之间自也不必为此费什么口舌。奇怪而又不足怪的是，沙光也从未主动征求过我对她那些赞美诗的看法——或许是因为无论我怎么看对她都不重要，或许是因为她自认我们之间已就此达成了某种默契。 某种默契自然是有的，但比之更确凿的却是尚未说出的疑虑。这疑虑并不自我耳闻“神本主义”始，事实上，从粗粗读完《泉旁的玫瑰》那一刻起它就一直存在，“神本主义”的宣示无非是令其更明晰、更刺激而已。有疑虑就有争辩，尽管那暗中进行的，始终是内心的自我争辩。我的自我争辩肯定不会围绕赞美诗本身（我敬重一切赞美诗如同敬畏上帝），更不会牵动其背后庞大的本体论、世界观和语言体系（我已经说过，神学从来是我的知识短板）；在某种程度上，它只不过承续了当初《抵毁》提出的问题，即诗与信仰的关系：以两本诗礼赞上帝固然彰显了沙光作为一个信徒的至敬至忱，并使她的写作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明确方向感，但即便充分考虑了赞美诗在体式上的特定要求，这些诗的肌质和滋味也显得过于单薄，缺少张力，语言的不确定性及其含混的魅力更是消弥于无形，其语境是如此澄澈透明，以致其歌唱性也变得空洞。难道信仰力量的增强和诗的力量的增强必互为消长，或前者必以牺牲后者为代价吗？ 我不得不发明“基督徒/诗人”这一复合词，以相对并区别于沙光屡屡自称的“基督徒诗人”。在我看来，“基督徒/诗人”突出的是一种并重的连理关系，不仅强调“既是基督徒，又是诗人”，更强调二者无论怎样本以同一渊薮（个体生命对虚无和苦难的双重体验），无论在精神指向上怎样相类（超越内心的虚无和苦难），却各各有据（前者基于向神的冲动而后者基于审美的冲动），不可彼此替代；而“基督徒诗人”突出的是一种从属的等级关系，不仅强调“首先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才是一个诗人”，更强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前者之于后者都享有优先以至支配的地位。那么，沙光究竟是一个基督徒/诗人，还是一个基督徒诗人呢？我无意制造“基督徒”和“诗人”之间的对立；同时还必须警惕，不要使我的辨析成为某种身份之争或概念游戏，这类无聊的语言杂耍人们已经玩得够多了。一个最简明而又最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对沙光来说，无论皈依还是写作都首先出于其安顿身心的需要，因而如何处理信仰和诗的关系在任何情况下也首先是她自己的事。这是个体生命的直接现实，也是无声的道德律令。就此而言，我的疑虑从一开始就是，也只能是自我疑虑，它所质询的与其说是沙光的神本主义立场，不如说是我自己的信仰处境（由于无从落实托尔斯泰所谓“不要求我直接否定理性”的宗教，我宁可让我的宗教感居留于能同时容存“信”和“疑”的“诗本主义”）；而我的自我争辩从一开始就是，也只能是某种祈祷，在这种祈祷中受到祝福的不仅是沙光和她的写作，不仅是诗和信仰所共同据持的大爱和正义，也包括那仿佛受了诅咒似的世俗大地。作为一个卑微的诗本主义者，我深知诗人也好，信徒也好，其真正的使命（假如确实存在某种“使命”的话）并不是要当一个精神工兵，致力于在尘世的窒碍中开挖一条可供自己遁往天堂的神秘通道，而是要认命如宿，携带其全部的内心苦难，无往而不复地展开所有人都向往的白日梦式的飞翔。此胆识所在，勇气所在，活力所在，也是所谓“超越”的难度之所在。至于这种飞翔是据以上帝的名义还是诗神的名义，在我看来反而是第二义的问题。如果一定要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更愿意征引一位了不起的苏俄钢琴家的话以为回答，她说：“我知道只有一种方式接近上帝，那就是艺术。” 非常抱歉嗦至此还没有涉及沙光的五卷新作，而我将很快结束这篇业已太长的序文。这种做法有违常理，却未必有违我的初衷。说实话，最初答应为沙光作序完全是出于友情，但尚未等到断断续续地读完这五卷新作，我就意识到这项工作对我将是多么的力所不逮，而我的允诺又是多么的轻率。作为一次以神本主义为背景的大规模文学—神学写作实践，这五卷新作尽管各各有所侧重，但又依其内在的互文性而结为一个整体，兼有反观、探研、抚恤、启示、垂范诸多维度。要对这样一个整体做出中肯的学术评价本已大大超出了我的能力，而更困难的在于，它们不只是呈现了通常意义上的精神成果，还隐含着一条向圣长修的心路，面对后者，再中肯的说辞也都形同废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