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灯女神”费罗伦斯•南丁格尔，以长期而真诚的护理事业诠释着其对基督教的虔诚信仰及人格的高尚与伟大。 当然情况要复杂得多。我是说，被我的不适感触动的远不止是昔日的偏见，也包括一系列重要的诗学问题。无庸讳言，所谓“不适”在这里必意味着分歧，而所有的分歧归根结底都是所“本”的分歧。说白了，就是我基于自己的立场对沙光的“神本主义”立场心存疑虑。我的立场其实不是“自己”的立场而就是诗的立场，简言之就是诗之所以作为诗独立且自足存在的立场，是在天、地、人、神及其有机关联的诸多可能的维度和界面上，在言说和沉默、澄明和遮蔽的持续博弈中，探讨并揭示当下生存整体的立场。由此决定了我的疑虑是对所有可能把诗导向抽象化、工具化、自我封闭化——总而言之，意识形态化道途的疑虑，是对所有从现成、自明的知识系统中获取依据，进而使诗的生成及其意蕴变得不言而喻的理论的疑虑。这样的立场，这样的疑虑，所相对的并非仅仅是“神本主义”，它同样相对于那种狭隘的“人本主义”、“语（言）本（位）主义”，乃至一切“主义”。如果其本身也可以被概括为某种“主义”的话，那么不妨称之为“诗本主义”或“决不’主义’的主义”。 一场争辩似乎已不可避免。我甚至听到了内部程序被启动的嘀答声。然而，最终我还是选择了撤火。不仅如此，自那一刻至今，五年多过去了，在我和沙光之间从未就此有过哪怕是非正式的交流。我甚至没有问过，她之所本的“神”究竟是一神还是多神？其立场究竟是基于《旧约》还是《新约》？这当然不是说我一直在自我训练隐忍功夫；同样不是说，我因自知神学从来是自己的知识短板，每每未及开口便已心虚气怯（作为反证，早在二十余年之前，并且是在神学之板更短的情况下，我便曾在一篇文章中大言不惭地提出过建立“诗歌神学”的可能性——尽管旨趣迥然相异）；更不是说，随着岁月的流逝或对友情的更为看重，我当初的疑虑已经自动归于消失——不，它仍然时明时暗地横亘在那里——而是说，从决定撤火的那一刻起，我就悬置了并一直悬置着那被猝然激发的疑虑。我不能肯定这样的做法是否明智，是否够朋友，但我可以肯定，我之所以突然撤火，是因为有一个声音抢在了前面。和我刚刚说过的一模一样，它说：情况要复杂得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