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诗结集出版时统统被归于“抵毁”的名下——确实，没有比这一命名更能概括彼时沙光复杂的内心境遇，更能揭示其沉陷的某种临界状态的了。最初看到同题作品时我曾以为“抵毁”是“诋毁”的笔误，并立即捉笔改过，但很快就意识到此乃作者刻意的自撰发明，真正有误的是某位自以为“资深”的读者和编辑。尽管如此，“诋毁”还是因谐音而成了旁通的秘响，进而融入以至深化了“抵毁”本身即已具有的歧义。作为一个动宾词组，“抵毁”既可以解作抵抗、抵阻、抵制毁灭，亦可解作抵达、抵换、抵还毁灭；两组解不仅力量向度截然相反，即便其各自内部，在程度和意味上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异。然而，凡此种种并不需要读者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对诗来说，歧义丛生之处，往往也正是诗意纷呈之时。立足这一立场，“抵毁”就不再是一个词，一个标题，而是一系列错综意蕴或语言姿态的结晶。而此时我突然发现，那始终如幽灵般徘徊在侧的“诋毁”，其实一直作为必要的误读参与着我对“抵毁”的辨析，并因此使自身和这本诗集的关联具有了自我缠绕的性质：它似乎既可以作为这本诗集的自我能指，又可以作为其自我所指。接下来它开始以其原本无“歧”可言的语义为轴心，奇怪地在二者之间摇摆不定：当摆向前者时，它毕现其批判且决不妥协的锋芒，其背后闪耀着更大的荣光；而摆向后者时则近于一句反语，于无畏的接纳中暗含某种反刺。如此误读或许有点牵强却并不出意外，毋宁说，“抵毁”作为“一系列错综意蕴或语言姿态的结晶”因而变得更加夺目，更加丰富，也更加严重了。如果它现在更像一个裂变的象喻，那也同样不出意外：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结晶”，就是裂变。 为一个词花费如此笔墨，以至不惜冒首先把自己绕晕的风险，是否表明我对沙光那一时期的诗有所偏爱？对此我自己也不甚清楚；但若说我更看重那些诗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则我愿意立马承认。这种承认既包含着某种评价，又包含着进一步的探询。无需特别的分析，只要稍稍关注一下其意象系统的特质，只要对诸如“万暗的根底”、“大光”、“死荫之地”、“纯净的呼召”、“丰美的旷野”、“飞翔的宝座”、“水晶的尸骨”、“蓝色的深渊”、“塔尖”等用语所发散的气息及其整体气象葆有起码的敏感，就能轻易辨认出沙光皈依基督对她此一时期创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这种影响正是从内部照亮其语境的光源。然而，影响是一回事，可能的发展变化是另一回事。沙光之皈依基督自有其内在动因（即将出版的类自传《镜像》留下了这方面足够多的踪迹），由此确立了她在尘世的信仰；而由于她更早就选择了诗，这似乎又表明诗尚不足以成为她的信仰，至少不足以成为她完全的信仰。如此推论或许有点不伦不类，但并不妨碍它所提出的问题：对皈依后的沙光来说，其信仰和诗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她将以怎样的方式处理这种关系？如果说《抵毁》已经对此做出了初步应答，那么，它所包含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我要再次强调其严重性）又将给她的写作带来什么？沙光本人似乎也充分意识到了这新的挑战。多年后我注意到，在前引《教堂》一诗中，她决非偶然地使用了“家”这一信仰和诗共通的隐喻，其结句听起来像更是一个同时为自己和读者准备的允诺： 家呵，我把风暴引进更高的城邦 然而，期待中的“风暴”并没有降临——在稍后出版的《六十首短诗，一个长诗和一部诗剧》中没有；时隔又八年我读到了《泉旁的玫瑰》，更没有；前年的《香祭》则干脆让我绝了有关的念想。当然，这是就“风暴”一词的本义和可能激起的想象而言——尽管我深知纸上的风暴必经过身心的酝酿，却很少想到，它完全可能被转化成我们所不认识的形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