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文:很高兴今天这么多人来听我的讲座，我很乐意和大家分享我的工作，并且谈谈我对中国独立电影，甚至非独立电影的看法。通常我在介绍电影的时候，总是忘了跟人们说我是谁。一场放映即将开始，我说“这是导演”，但是不说我是谁。我觉得策划人恐怕是当今世界上最被高估的一群人，但电影节是关于电影和电影人，而不是关于策划人的，虽然是我们决定影片入选和落选与否。所以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1964年出生在荷兰北部的一个农场里，上过医学院，后来决定不要做一个医生。无论如何很偶然地，我成了一个影评人，最终成为鹿特丹电影节选片团队的一员。最初是一个兴趣的东西现在是我的工作。我曾经花钱看电影，如今我的老板付钱给我看电影。我1996年开始在鹿特丹电影节工作。但之前，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就作为观众和影评人参加这个电影节。我记不清我看的第一部中国电影是什么了，可能是谢晋或者陈凯歌——肯定是一部80年代中期的当代中国电影。我们稍后再谈中国电影。 鹿特丹电影节创始于1971年，是当时世界上很少的几个电影节之一，比如柏林电影节的青年论坛，以及戛纳的导演双周。同样，鹿特丹电影节诞生于60年代的精神，以及那些抗议，进步的电影。电影节宣扬电影是艺术，它的起点就是主张电影不是什么商业的东西，电影是艺术。另外一个特征是，电影节早期跟社会议题紧密相关。 电影节最初的20几年——可能比20年略少，直到1989年，都是由它的第一任主席——休伯•包斯（Hubert Bals) 负责。所有事都是他自己做。他不光是安排所有电影节目，还在荷兰的不同城市建许多电影院。他还经营发行公司来买片放片。当然，到一定时候，发行公司倒闭了。事情就是这样的，有野心的人往往会破产。 1988年，他50岁的时候突然离世 ，因为他一直过着不健康的生活并且压力很大，最后死于心脏病突发。但是电影节，还是象起先那样，不断地不断地发展。它准备好了进入第二个阶段的命运。 从那时起，电影节先后有过6任主席，他们都对电影节有着自己独特的想法和兴趣，但本质上电影节的概念始终如一。 然后电影节开始飞速发展，一如全球信息的增长速度。自1980年代末，柏林墙倒塌之后，世界以多种方式变得更加开放，它也对电影的发行方式有很大影响。有一点已经改变，现在的鹿特丹电影节有竞赛单元。老主席从来不想做任何跟竞赛沾边儿的事儿，因为他觉得电影是艺术，跟竞赛无关。但现在我们设竞赛单元已经15年了。我们还建立一个以第一任主席的名字命名的HBF基金（Hubert Bals Fund)。 要说明1989年以后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一个例子是），HBF基金在全世界的第一个获得者是陈凯歌，我确信他现在不会需要HBF基金来拍电影了。鹿特丹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就像我说的，许多最初的想法还保留着。这是个不请好莱坞明星的电影节，也没有红地毯和首映式。它非常朴素，是电影人相互之间以及他们和观众见面的地方。 张亚璇: 我们从中国电影的角度去看这个电影节，它的影响力确实是在89年以后，也就是葛文先生说的新阶段建立起来的。我在欧洲曾听到一种说法，有一次和一个年轻导演聊天，他的第一部短片曾入围戛纳竞赛，他说戛纳忌惮的不是柏林和威尼斯，而是鹿特丹。我也了解到，鹿特丹电影节每年选片250到300部之间，它可以在数量上继续扩张，变成一个更大电影节——但实际上，它并没有这么做。我想这是这个电影节发展思路或者策略的一部分。因此我想听一下葛文先生的对于鹿特丹电影节身份的认识：它有哪些特性使自己在当今如此多的电影节当中保持竞争力？为什么能在这么长时间内，换过几任主席，还能保持这种特性并不断发展自己？ 葛文：当然，电影节之间是存在竞争的。我想你已经意识到了，或许没有，在现在这个世界，一部电影，除了它自身的品质，还有另外一个指标——首映情况。这对电影来说太人为了！一部电影你可以只放一次，但电影伟大的一点就在于你可以放很多次。电影节之间争夺最重要的事儿变成了谁能第一次放这个电影，但某种程度上，第一个还是第二个放没什么区别。 我们不一定要首映，我们有很多第一次放的电影，但我们不是非如此不可。所以我们可以永远把一部电影的质量放在第一位考量，然后才是其它。这就是所谓自由。作为选片人，我们应当邀请好的作品，即便它们已经在别处放过了。 事实上，我确实很怀疑我们是否能在12天的时间里，获得比我们现在已有更多的观众，但我们可以在其它方面有所扩大，比如更多市场，更多曝光率，更多明星，更多赞助商……实际上保持不扩张是很难的。 把那些有商业兴趣的人继续留在电影节，让他们继续是这个电影节的一部分也很困难。因为我们在经济上需要赞助商，但同时又不能让他们过多影响电影节，以至于电影节变成那种我们不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得要每年重塑自己。比如戛纳电影节的选片我非常欣赏，它的确是世界上最好的电影节。他们如何展示自己？我现在已经知道下一年会怎样——和上一年一模一样！ 今天，去问“电影在哪里？”的问题和去思考“电影是什么？”同样重要。“电影是什么？”是电影批评当中最古老的问题之一，是50年代著名的法国电影理论家提出，用法语说是“Qu'est-ce que le cinéma?”；“Où est le cinéma?”——“电影在哪里”？今天DVD,互联网,VOD等正在改变发行体系。所以问题是：在哪里找到电影？对电影节来说，由观众的观影经验认识自己的定位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不断地发展新的推介电影的方法，由此让一些影片抵达观众。所以，电影节可以并且应该达到更多，而不仅是放映一系列影片。 张亚璇：刚才葛文先生谈到赞助商和如何平衡赞助商和电影节之间的关系。可否具体的谈一下鹿特丹电影节的赞助机制？它是来自于政府资金还是也有很多私募资金？ 葛文：我对类似上海电影节这样的活动是怎么组织的也相当好奇，它也是一个电影节。鹿特丹电影节一年有800万欧元的预算，其中一部分包括政府给HBF基金的钱。整个融资结构是三分之一的钱来自票房，三分之一来自长期提供的政府资助，三分之一来自于赞助商以及其它的零散资金和捐赠。荷兰政府提供的资金以我们每四年制订的一个计划为基础，每到第四年末了，政府会审查我们表现如何，计划执行得如何，然后你再制定一个新的计划。除此之外政府不会干涉我们的选片。我会忽略我背后那些看电影，让影片（从整个策划中）单独成立的人⋯⋯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谁。 事实是没有政府的压力，除了要求我们策划一套有品质的节目。但这会很快改变，如果我们赶上一个右翼流行主义政府，他们对文化完全没有好感⋯⋯希望这不会发生吧。 其实更多的压力来自赞助商。因为这一年他们满意了，下一年会要求更多。他们希望电影被他们的客户看到，但他们的客户不一定喜欢电影，至少不是艺术电影。所以要包括一些对赞助商来说好的电影，这也给选片造成一些压力。荷兰本土的情况是我们真的要维护电影节的身份；而在国际上，也总是有挑战，就是你得有新的想法，就比如HBF基金等等。戛纳和柏林会拷贝我们这些想法，所以我们只能创新，因为他们更强，更有钱，国家更大。 |
